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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要旨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权利人仅提供侵权初步证据而被告完全否认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审查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证据没有达到很高盖然性标准的，不应直接认定被告构成侵权。

　　【案情】

　　原告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盖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署名为被告上海硕特无纺布有限公司（简称硕特公司）、被告上海益康无纺布有限公司（简称益康公司）的产品宣传册，称该宣传册由原告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于2009年5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上获得。该宣传册封面标注有“上海硕特无纺布有限公司、上海益康无纺布有限公司”的名称、网址；该宣传册封二为硕特公司简介，还有内容为2003年度金山区企业五十强、文明单位、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铭牌、证书等图片，以及含有两被告名称的认证证书图片；宣传册第2页、第4页分别使用了握手图片和下棋图片，经比对，图片内容与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编号分别为DV168087A、71085591的2张图片一致；宣传册封底标注有两被告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邮编、地址、网址等信息。

　　2012年2月29日，华盖公司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称两被告未经授权，在其宣传册中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2张图片作品用于商业活动，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硕特公司、益康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侵权赔偿金2万元；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公证费125元、查档费40元。

　　被告硕特公司、益康公司辩称，被告没有印制或使用涉案的产品宣传册。

　　【裁判】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宣传册是真实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认定真实的印制者、散发者。涉案宣传册的印制者、散发者只有三种可能性：原告、被告或案外的第三人。鉴于涉案宣传册中含有内容为2003年度金山区企业五十强、文明单位、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铭牌、证书等图片，以及含有两被告名称的认证证书图片、车间生产场景图片，如果上述铭牌、证书、车间为被告所有，这些图片外人是难以获取的，被告有义务对此作出说明。本案被告拒绝作出任何说明，法院有理由推定两被告印制、使用了涉案宣传册。2012年6月15日，法院判令被告硕特公司、益康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共同赔偿原告华盖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6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原告仅有的用以证明被告侵权的证据为涉案彩印产品宣传册，而被告完全否认印制过该宣传册，且否认参加过原告所称的宣传册来源——第六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被告是否实施了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

　　1.证明标准问题

　　本案中，原告据以证明被告实施侵害行为的证据为署名为两被告的企业宣传册，但其获取过程未经公证机关公证，证明力并不强。被告则完全否认印制过涉案宣传册，且否认参加过前述展览会。原告仅有的证据就是彩印的宣传册，但宣传册完全可能由原告印制或由案外人印制。

　　在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中，证明标准有关键作用。证明标准，是对证明责任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达到何种程度，使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从而确认待证事实真伪的程度性要求。证明标准较高，则证明责任主体的证明责任就较重。民事案件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实务中往往将其再细分为极高、很高和较高盖然性，实质是对当事人一方的证据相对于另一方反证的优势程度的要求。本案中，如果采取较高盖然性标准，在原告已经提供彩印宣传册而被告仅消极否认却不予举证的情况下，原告的证据已经具有了相对优势；如果采取很高盖然性标准，则还必须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涉案宣传册的可能性；如果采取极高盖然性标准，则要求原告证据具有绝对优势。对于侵权案件，一般采较高盖然性标准，但本案宣传册内容虽与被告企业情况较为吻合，部分信息在被告网站上亦可获取，他人印制并无很大障碍，采较高盖然性标准难以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的可能性，可能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因此本案采很高盖然性标准。

　　2.证明责任问题

　　证明责任问题与证明标准问题紧密相关。本案中，原告主张积极事实，则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确实也提供了宣传册，侵权初步证据已经具备；而被告主张消极事实，认为其没有参加过展览，也没有印制过宣传册，对消极事实无从举证，仅凭原告提供的宣传册无法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传册的可能性。法院通过仔细查看宣传册内容，发现其中含有内容为2003年度金山区企业五十强、文明单位、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铭牌、证书等图片，以及含有两被告名称的认证证书图片、车间生产场景图片，如果上述铭牌、证书、车间为被告所有，则这些图片外人是难以获取的。在这一阶段，法院认为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前述图片与被告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从举证能力上看，被告直接控制上述物品或空间，更加接近证据，而原告或案外人接触并拍摄清晰照片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此时仍由原告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则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客观实际。因此，对上述证据内容，被告应当作出说明或反证。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上述铭牌、证书、认证证书、车间等并不属于被告所有，则难以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传册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被告不能证明上述铭牌、证书、认证证书、车间等并不属于被告所有，则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传册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凭原告提供的宣传册可以推定被告印制了涉案宣传册。本案中，经释明后被告仍拒绝对此作出说明，法院据此推定被告印制和散发了涉案的宣传册。

　　综上，法院采用了很高盖然性标准，结合涉案宣传册中的图片内容，将举证责任适时转移给被告，在被告拒绝举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证据相对于被告反证已经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裁判者已经可以形成原告主张事实真实的内心确信，并据此判决原告胜诉。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在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其中第275条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该条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正式确立。但从法条的内容看，仅对该制度适用对象、法律效力及适用例外作原则性规定，由此引发其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适用主体

修改后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没有明确规定，建议通过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予以补充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其适用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二是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有关组织或单位。三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个人。

笔者认为，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以及个人都应是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

■适用程序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程序也未作规定。结合各地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该制度的适用应当包括以下程序:(1)法院在对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案件作出判决时，制作相应犯罪记录封存相关法律文书，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2)法院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达判决书的同时送达《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并将其送达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3)有关机关和单位在接收到《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后，应当根据档案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密封保存;有关个人在接收到《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后，应当对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诉讼文件及相关材料保密。(4)经过上述程序后，如果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未履行犯罪记录封存职责，未依法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适用范围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那么，被相对不起诉以及未成年人不起诉记录，是否也应当封存?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笔者认为也应当封存，因为被相对不起诉人与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罪犯相比，罪责相当甚至更轻，从其可塑性及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看，其不起诉记录应当封存。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被不起诉人通常被当做有罪之人看待，其记录如果不封存将会对其日后再社会化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被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法律冲突的解决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法律评价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刑事法律上的评价;二是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就前者而言，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但是对于后者，相关民事、行政法律仍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例如，根据我国检察官法第11条、法官法第10条、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检察官、法官、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申请人受过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其他诸如会计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也都有相关从业限制的规定。如何协调及解决这些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应当正视的问题，这需要在国家立法层面加以推动与解决。


(作者单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本文摘自《第十届全国检察长论坛·杭州会议论文汇编》)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