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已经2010年12月6日自治区十一届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马 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农村居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按照《条例》和本办法规定，在吃、穿、住、医、葬方面可以获得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与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相适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机制，统筹解决农村五保供养工作问题，建立和完善乡镇敬老院、五保供养服务中心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生活条件，提高供养水平。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发展和改革、教育、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编制等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捐助和帮助，开展结对帮扶。

　　第六条 农村居民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由本人或者村民小组、其他村民代为向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取得《农村五保供养证书》，从批准当月起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照《条例》规定，及时办理农村五保供养有关手续，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办理。

　　村（居）民委员会经民主评议，认为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应当在村（居）民委员会所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第八条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应当保证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日常基本生活所需，不得低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

　　自治区五保供养标准由自治区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拟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但不得低于自治区制定的标准，并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九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选择在本人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或者在家分散供养。申请异地集中供养的，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负责生活照料，分散供养的由村（居）民委员会提供生活照料，村（居）民委员会可以委托其他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照料。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受委托的农村居民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明确供养服务责任，保证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受符合要求的生活照料。

　　对经签订供养服务协议，受委托负责照料分散供养的五保供养对象的农村居民，可以从五保供养服务管理经费中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实际，编制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建设的项目和资金，新建、改建、扩建和修缮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建设和管理。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以开展以改善农村五保供养生活条件为目的的农副业生产活动。

　　第十二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是政府举办的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生活照料的公益性社会服务组织。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实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机制，按照服务对象与工作人员10∶1的比例聘用工作人员，所需经费由县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及其服务管理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市、县财政统筹安排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管理经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资金由市、县财政负责，自治区财政给予补助。

　　福利彩票公益金、无明确捐赠意向的社会捐赠资金，可以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

　　第十四条 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

　　粮油、副食品和零用钱所需经费从供养资金开支，服装、被褥、生活用燃料等生活用品所需经费从五保供养服务管理经费列支。

　　第十五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住房、设施应当符合自治区规定的标准和国家无障碍建设标准，为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便利、安全的居住条件。

　　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住房属于危房或者严重破损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修缮，在农村危房改造中优先安排。

　　第十六条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应当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需费用由财政负担，其医疗费用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报销后，其个人承担部分从县级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中列支。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因病住院不能自理的，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或者受委托的居民派人照顾，其陪护费可以从五保供养服务管理经费中列支。

　　第十七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其所在地学校应当接收其入学就读，并免收学杂费、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按标准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考取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其纳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资助。

　　第十八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死亡的，其丧葬费用按照其死亡当月供养标准的12个月一次性计发丧葬补助费。属集中供养的，其丧葬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办理；属分散供养的，其丧葬由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受委托的农村居民办理。

　　第十九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将承包土地交由其所在的村民小组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经营的，其收益应当用于补助和改善该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

　　第二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使用计划和已批准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名单送本级财政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审核后应当按月足额拨付。集中供养的，资金直接拨付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分散供养的，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委托金融机构直接存入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个人账户或者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发放。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农村居民应当及时给予农村五保供养；对不再符合条件或死亡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及时核销其《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并从次月起停止农村五保供养。

　　第二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村五保供养管理制度，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帮助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对有关农村五保养对象申请、审核、审批和供养资金支付使用等档案资料应当做好归档、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第二十三条 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的预算、拨付、发放、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质疑“严打”

潘哲锋


“严打”是严厉打击的简称，在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是一个使用极频繁的字眼。如某某地方针对某事开展“严打”运动或者是经过某次“严打”运动取得了如何的成绩等等在全国各家报刊上频频见到。对于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笔者总感到疑疑惑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下面就谈谈笔者的几点质疑。
一、“严打”是否符合我国的法制精神，是否与我国的《刑法》原则相悖。
我国如今提倡的是“依法治国”，凡事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是公安、法院、检察等执法机关同样不能例外。自1984年我国首次提出“严打”这概个概念开始，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时尚名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而“严打”的宗旨是严厉打击，召开各种各样的公捕公判大会，对在“严打”期间破获的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及其具体犯罪事实规定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但是这些在从重从快处理的“严打”方针下基本上遭到抹杀。“严打”体现更多的是人治思想，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格格不入。
二、“严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
“严打“期间，普遍实行的是加重刑罚，与平常的打击犯罪分子的刑罚意识不同，导致量刑不均衡，造成适用法律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九八三年“严打”期间，为了体现从重从快原则，不少案件量刑过重，又将上诉期限缩短到三天。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过后又出现了大批减刑的浪潮。上诉期限的随意缩短，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严打”一般来说时间都不长，在“严打”期间犯罪分子畏法蛰伏，待严打风潮过后又卷土重来，使“严打”过后的一段时间变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持久稳定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执法上不能搞运动。
三、容易形成为“严打”而“严打”的不正之风。
对于那些在“严打”成绩突出的公安机关，政府会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物质利益和虚荣心的双重驱使下，有的公安机关就会为了“严打”而“严打”，为了“政绩”而“严打”。
我们来看2001年中新社关于“严打”的一组数据：河南郑州市经过20多天奋战，共破案25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00余起，逮捕890余人，摧毁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42个；南宁4月份摧毁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188个，摧毁86个毒品犯罪团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100多件；广东4月到8月共破获刑事案件6万余起，与严打前5个月相比增加22.4%，逮捕犯罪嫌疑人25000余人；浙江4月到6月破获刑事、经济犯罪案件311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876人。从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严打期间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是江山一片红，战绩突出。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平时破案率不高，但在这“严打”期间破案率是直线飙升，有些沉积了好几年的旧案也破获了，其间是否有“猫腻”就不得而知了。任何一种运动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严打”自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中取得成绩固然令人精神振奋，但深究一下，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几个疑问：1、在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喊警力缺乏，人手不够，破案力量不足，破案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为何在“严打”这段短时间内就能破获如此多的治安刑事案件？平时那些公安机关又在做些什么呢？2、如此多的犯罪活动以前是如何在公安机关的眼皮底下存在，又是如何在“严打”中被发现的？3、某些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陈年积案又是如何在“严打”期间被破获的？在“严打”以前难道就找不到一点线索吗？为何不积极寻找线索？ 4、短时间内如此大量的的治安、刑事案件是采用种手段破获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多少是靠刑讯逼供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 5、有没有好大喜功谎报成绩的？
为此，笔者认为，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本意是好，但于实践并不可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对整个执法、审判体系及它们的工作规律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打”过程中极易形成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为了政治利益而“严打”，捞取政治资本的不正之风，同时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也是“刑讯逼供”滋生的温床，人治思想极为严重。所以“严打”既有悖于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也难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