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融合：刑事和解中的检调对接

董兴建


【摘要】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有着鲜明的社会背景和法律依据。近年来，四种模式的刑事和解都是颇有成效的司法探索。现实上，检察机关在开展刑事和解中也面着临困境，宜在刑事和解中引入检调对接机制，妥当规范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检调对接；融合；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在近些年日益受到司法理论与实践的青睐。不仅更多地关注到受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加害人的致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刑事和解还有利于矫正犯罪，帮助主观过错不大的加害人以悔过、赔偿等非再次损害性的积极担责行为，回归社会。2007年底，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推出了《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开展刑事和解指导办法（试行）》（后称《办法》）。2010年3月初，四川省检察机关在简阳召开了全省检察机关推进刑事和解工作会议，要求全省各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纵深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既有经验和基础的刑事和解，在今年“三项重点工作”的指导下，必将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来。

一、刑事和解：满足正义与效率要求的司法选择

　　我国有着和解之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对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实行峻法的封建时代，有涉私人间纠纷的“民间细事”，也让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团结各阶层群众，曾力推调解。在1943 年6 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中，规定凡刑事案件除少数犯罪外，多数均得调解。该《条例》的第2 条还规定了刑事调解案件的明细。[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http://www.jcrb.com/200801/ca674768.htm，2010年1月30日最后访问。]
　　源于刑罚功能变迁和受害人保护运动兴起的恢复性司法，[ 傅达林：刑事和解：由“恢复性司法”达致“无害的正义”，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3/4962780.html，2010年1月29日最后访问。]在近十年渐成国际潮流。我国传统的刑事和解与国际潮流的恢复性司法，都注重纠纷发生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司法追求的正义是一种矫正正义。犯罪损害了他人、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司法程序就应当修复这种损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与人际关系。在传统的国家司法职能主义中，更多的眼光聚焦在对犯罪行为人的控制和改造，于较长一段时间里淡化了对犯罪行为承受主体的关注。事实上，有的犯罪人同时也是受害人。对受害人的冷落与对正义的单纯倡导，并没有能更好地控制犯罪与抚慰受害人，相反还导致司法资源日益紧张。据统计，2004年全国监狱总支出206．8亿元，监禁刑成本为13326．7元/人/年，经济发达地区费用更高，如上海的平均费用高达2.53万元／人／年。[ 于呐洋：《社区矫正亟需经费保障》，http://www.moj.gov.cn/jcgzzds/2006-04/10/content_297182.htm，2010年3月10日最后访问。]可以估计，近些年的相关费用会更高一些。
　　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失败后，随着以受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西方刑事和解程序开始出现并走向繁荣。1976年，发韧于加拿大第一例受害人—加害人和解程序（VORP）实现后，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谈的思想基于古老的正义观、责任和赔偿引领下的实践得以彰显。广泛成立和专业的VOMA（受害人—加害人调解协会）行业组织，在此后的恢复性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些作法中，加害人和受害人也通过家属与社区成员或其他人参加这样的圆桌会谈。[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Association:Learn about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VOM), http://www.voma.org/abtvom.shtml，2010年3月10日最后访问。]
　　刑事和解通过叙说对话，商谈纠纷化解。被害体验的叙说代表了正义恢复的一种路径，促使身体受到伤害的人通过他们故事重述中的新的人和事来重铸自我。[ 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载《云南法学》，2003年第1期。]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就是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申请、诉讼机关引导或者专门调解组织的介入下，通过平和氛围的会谈方式，回溯事实的经过、犯罪行为的影响和切身感受，张扬正义与责任，协商和达成互助计划，以修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各种损害和影响的一种诉讼方案或者进程。刑事诉讼环节的主导机关，可以根据和解协议和效果，作出去罪化的处理方式终止诉讼，或者以轻缓化处理建议促进诉讼的妥善终止。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刑事和解引导受害人和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司法程序，有助于消除误解和潜在的犯罪诱因，重建更和谐的社区关系。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构造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价值基础，[ 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刑事和解满足了司法正义与效率的要求，因此是恢复性司法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规范与探索：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刑事和解
　　在刑事案件中引导和解，有人担心缺乏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72条后段规定：“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据此可认为，我国在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即已经注意到了刑事案件中和解的问题。即对自诉的刑事案件，该条规定明确了和解的时限及其效力。由此发现，刑事案件中可自诉的案件范畴，均可以此规定依法和解。然而，至于如何启动及达致和解、和解后的执行以及司法机关在和解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等诸多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未予定论。事实上，这条规定为当前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司法探索与实践，预留了一个打补丁的接口。刑事和解，正是在这种体系下的一次嵌入，融入了刑事诉讼的环节。
　　刑事和解，是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回归，意味着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自主处理权的扩张。刑事诉讼是一个公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博弈空间，[ 刑事诉讼是三方参与的多个博弈，刑事和解让被害人与社区加入博弈实现多赢。见：刘军：刑事和解的博弈论视角，山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意味着公权力的适度谦抑，亦为近年探究的刑罚自省的应有之意。在司法制度的反省下，价值多元化促使对刑事诉讼价值的认识由一元走向了多元并重，刑事和解的观念代表了在受害人援助方面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传统意义上国家对刑罚权的独占地位也受到来自理论研究者和市民的不断挑战与质疑。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多层面的、整体分析方法。构建“公平叙说的恢复正义理论”的刑事和解程序，正是一种新进路的调整。[ 同前注5。]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地陆续推出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办法。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在全国各地大力推进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工作。2010年2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更加促进了刑事和解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第20 条，学者建议将“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陈光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9月，第8页。]
　　根据《办法》规定，对于自诉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附加刑的轻微刑事案件等，检察机关可以引导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违反社会秩序等公共法益的犯罪、黑恶势力犯罪、贪贿渎职犯罪、一人犯数罪或多次犯罪构成累犯、惯犯的以及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案件，则不宜适用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先由承办人提出引导当事人双方和解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在检察机关办案环节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诉、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等终止诉讼处理决定。引导和解的措施和程序主要有：法律教育，可能性评估，双方协商订立协议，履行协议和确认，检察机关作出终止诉讼、组织落实社区矫正或建议法院引导和解、从宽处理。我市检察机关自2006年开展刑事和解以来，在审查起诉环节中成功引导和解306件，建议公安机关撤回22件，决定不起诉29件；另起诉并提出从轻处罚量刑建议的255件，均得到法院支持。到目前为止，上述刑事和解案件中无矛盾激发现象、加害人无一人发生再犯罪，和解当事人未出现申诉、上访情况。

三、模式与困境：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

（一）刑事和解的常见模式

　　如前述，刑事和解是加害人与受害人自愿达成的不逾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罚当其罪基本原则的一种契约。在西方国家，较为通行的刑事和解模式有四种：社区调停模式（加害人在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转处模式（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后、终结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替代模式（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加害人的刑罚处遇实现和解）与司法模式。[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和实务界的评价因素也有四个方面：心理治疗效果、满意度、再犯率和赔偿率。[ 汤火箭：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论证，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在我国，各地刑事和解的实践类型也有四种：加害人与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司法人员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和联合模式。[ 叶祖怀：刑事和解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9896，2010年3月10日最后访问。]笔者认为目前政策提倡融合模式，如检调对接、大调解机制就是一种嵌入性的融合模式（类似于联合模式）。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刑事和解中的关注点、程序设置和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有着一定的差异；且其对心理治疗效果的评价，亦区别于我国目前司法机构的配置与现实要求。在刑事和解的程序设置中，我们存在淡漠受害人在此方面的潜在需求和社区对犯罪的预防，而更多的将眼光投向于损害的赔偿方面，并视之为当然。同时，另一些现实疑问与实际困难也摆在我们面前。

（二）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现实疑问与困境

　　对刑事和解，有学者提出非议认为：首先，刑事和解模糊了罪刑法定、罚当其责的原则，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其次，以协调对话为基础的程序解决犯罪问题缺少相应的程序保障。再次，刑事和解存在着损害被害人利益的可能性，被害人常常面临必须原谅加害人，否则就会承担没有爱心、报复性强的压力。最后，刑事和解也存在着损害加害人利益的可能性，不“自愿”选择和解方式的加害人，可能面临被从重处罚的压力。
　　民众还担心，刑事和解可能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刑事和解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来说，是一种检察权的“自由裁量”。刑事和解使检察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使加害人不受较为严厉的刑罚处罚的决定，也使检察官接触加害人和受害人等非公主体的时空延伸，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可能性就更高。
　　毋容置疑，检察机关现行的一些业务考核标准也有碍刑事和解的推行。如刑事和解后作不诉的案件，就会受到不诉率考核标准的制约。在实践中，如对事实、责任认定的方式和依据，赔偿的范围与标准，调解机构、主持人的要求和素能，协议的方式、内容、效力和当事人反悔的问题，尚未形成规范。此外，社区矫正与和解回访的缺失，亦为刑事和解广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刑事和解对调解人的自身素质要求相对较高，除了法律业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外，还要讲求奉献、办事公道，有细心、耐心和爱心，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威望或者影响力。我们目前是否已经具备了适合作和解工作的司法人员或者调解员的需求数量，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现实状况。综上述，仅仅司法机关也难以直接担任这样的中间调停人，不是其潜能不足而是其所承担的一些职能配置和民众期望与此确有所难以兼容。

四、嵌入性融合：刑事和解中的检调对接
　　从长远趋势看，成立多部门参加的类似VOMA的行业协会，实有莫大益处。以司法机关为主辅以中间机构参加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一些社区调解、民间仲裁人士，则较适宜现状。建立完善因邻里纠纷引发轻微刑事案件的检调对接机制，积极探索以调解、和解的方式处理，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以创新方式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动力之一。从2009年1月1日始，我省明确推行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法院委托的、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刑事自诉和解案件进行调解。[ 2008年11月21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人民法院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的、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的民事案件进行调解，参照本条例。”]目前，进一步规范和协调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方式，依托社会大调解工作体系健全检调对接机制已经有了坚实的政策和法律基础，亦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工作的检调对接机制中，应坚持“引导不主导、参与不干预”的原则，推进平等自愿、谅解互助的调解工作，同时要依法监督和解协议的形成和执行，尽可能地化解社会矛盾。

（一）检调对接的可能方案

　　在开展和解前，检察机关应依法告知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法律教育和提供咨询。事实是先于权利和义务而存在，是实质正义的基础要素；没有正确一致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的商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加害人的有罪答辩是首要条件。其次，只有在双方当事人自愿或同意后提出申请，填具相应文书才能进行和解。同时，检察机关要平和对待受害人和加害人包括不受强制措施[ 在罪犯自由和自愿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恢复性程序，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E/2002/INF/2/Add.2）第7条规定。]。刑事和解程序中，对部分事实认定有争议的，则要求犯罪结果或者损害事实必须达到双方的一致认可。具体可通过受害人的叙说、加害人的陈词、引导机关主持证据信息交换和适时作出合宜的释疑析理（包括听证）。
　　经上述程序在3-7日内未能达成和解的，双方当事人仍有和解倾向的则可通过检调对接方式启动调解。检察机关在双方当事人形成和解转调解申请书后，可将案件转交双方当事人同意或检察机关委托的专门组织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或者其它专门的调解组织，对所涉民事赔偿部分继续予以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书的，检察机关经调解转和解程序，审查调解协议后，综合考虑案件事实与情节、加害人悔罪表现、被害方谅解程度、赔偿方式和履行情况等因素，可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建议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向法庭提出从轻、减轻处理的量刑意见。由此可认为，刑事和解中的检调对接，是为了给和解中的双方当事人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引入专门的调解力量，促进和解的达成，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实现恢复性司法。这是检调对接的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检调对接可以是在检察机关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和解后直接引入对接程序，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或检察机关委托的专门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第三种方案则根据案件情况，检察机关在引导和解的期间即通知社区或者人民调解员等参加，共同促成和解，这是以调促检的对接方案；最后是以检促调的对接，检察机关协助专门的调解组织，促成和解。
　　对兼顾正义与效率的公诉机关，有观点认为，在刑事和解中的唯一途径是引入社会中立力量主持和解，公诉机关宜以间接的调控手段确保和解的正当程序。[ 同前注6。]检察机关要避免强势或者非自愿下意思表示的和解，以公开平等的程序和协规范透明的进程保障和解过程的公正廉洁，防止和避免嵌入后的“结构洞” 现象（利用占有或控制的信息优势获利）[ 骆群：结构洞理论分析职务犯罪根源的启示，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02期。]。无论选择何种方案的和解，主持人均宜将心理谈话和情景疏导作为必经的程序；同时要注意到个人的安全和私密，防止矛盾激化或产生新的纠纷。

（二）检调对接的进程协商
　　当调解协议达成，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达成的，检察机关应依法作出相应的决定包括起诉。无论何种理由，不得因为未能达成和解或仅部分和解而过分延迟或者中止法定的诉讼进程。为促进双方商谈，防止案件积压，介于案件本身的性质，引导和解的期限通常以限制3-7日之内为宜。在此期间若不能达成协议的，引导和解的诉讼机关在征得和解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交由人民调解组织或社区调解。诉讼进程则依法及时进行不得变相拖延，调解人与诉讼部门则要相互通达，明确进展情况。在审判环节，法院引导刑事和解后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期间以《四川省人民调解条例》的规定，一般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完成。未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应督促法院毫不拖延地及时判决。
农业部政法司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农业政策法规工作要点》的通知

农办政【2009】2号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部署，围绕农业部党组2009年中心工作，我部制定了《2009年农业政策法规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二日


附件：
农办政〔2009〕2号.ceb
http://www.agri.gov.cn/govpublic/CYZCFGS/200903/P020090302513814916781.ceb
农办政2号附件.doc



附件：
2009年农业政策法规工作要点

　　紧密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1号）要求，认真落实部党组的工作部署，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不断加强农业政策法规工作，努力为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法制保障。

一、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
（一）组织开展农业产业稳定发展问题研究。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在深入研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问题的基础上，着力研究调动地方抓粮积极性问题。密切关注油料、棉花、生猪等产业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及时提出推动各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高度关注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问题，及时提出保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对策措施。
（二）组织开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研究。深入研究如何实现“两个转变”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按照既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要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还要保证经营者效益的思路，密切关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地方经验，探讨有关法律法规问题，确保经营制度的稳定。
（三）组织开展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紧紧抓住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农村内需的重要契机，深入研究通过制度创新和调整分配格局、有效刺激农民收入增长、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途径和办法。
（四）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密切跟踪关注农民工就业形势变化，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研究如何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振兴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农村基础建设规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强化农民工培训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民充分就业。研究提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的政策建议，不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五）组织开展农业组织化问题研究。加大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的调研力度，为及时研究制定和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供有效公共服务和创造法制环境，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六）组织开展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引导资源要素在城乡、工农之间合理配置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要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问题，及时提出通过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形式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流向农村的有效途径，推动城乡各产业有机联系、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对策措施。
（七）组织开展加强农业法制建设问题研究。深入开展出台政策与制定法律关系问题研究、推进农业执法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途径问题研究。围绕农业法制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关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涉农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研究。
二、推动强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
（七）推动完善和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及时开展中央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调研，了解各地相关配套政策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文件精神的反映，促进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从稳定主要农产品价格、平衡产业链上各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角度，研究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探索多形式、多渠道加大农业产业支持保护力度的有效途径和可行办法。密切跟踪农业农村经济的运行情况，调研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总结各地的好做法、好模式和好经验，研究提出2010年农业农村经济的政策建议。
（八）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形势下农民工工作的通知》精神，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保障农民工就业。开展农民外出就业监测调查，充实调查内容，完善指标体系，提出上半年和全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统计分析报告。加强农民工流动的临时性监测分析，及时反映农民工就业状况，发现并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特点、新情况和新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九）积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深入分析宏观形势变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系统总结农民增收的特点和经验，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规律，推动建立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协调部内司局落实中央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研究起草《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总结各地在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各地农民增收的典型案例。继续开展农民收入监测分析，上半年分析农民现金收入、年底分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时效性，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十）推动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发展。围绕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开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调查研究，总结各地在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等方面的成功实践，研究分析问题，力争在加强金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现代农业发展、强化各类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和确定支农贷款比例等方面取得进展。参与农业保险条例立法相关工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推动农业保险立法进程。系统总结各地在推进农业保险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逐步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完成农业部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一）推进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结各地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做法与经验，开展城乡一体化理论研究，探索统筹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办法与途径，提出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参与农村综合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工作，加强跟踪研究，及时提出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政策建议。发挥体制改革综合部门作用，统筹协调部内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兽医管理体制和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与国务院综合改革部门的协调配合，力争将农业部门各项改革纳入国家总体改革规划中，取得相关政策支持。
三、推进农业立法进程
（十二）继续完善农业法律法规。围绕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继续配合立法机关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的审议工作，加快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制修订进程，争取年内出台；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兽医器械管理条例制修订的调研工作，争取形成比较成熟的草案。适应新形势下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需要，配合立法机关研究修改农业法律和行政法规。围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出台6件规章。
（十三）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指导。引导、支持地方研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效提升。
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十四）加快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认真落实《农业部关于全面加强农业执法扎实推进综合执法的意见》（农政发[2008]2号）要求，扎实推进农业综合执法。通过开展督导活动，推动各地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实现“三年内在全国农业县（市、区）全部实行综合执法”的目标。研究制定《2009-2013年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规划》，积极争取有关部门项目支持。继续安排一定数量的县市开展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示范，提高综合执法规范化水平。与部内有关司局共同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活动，对农业执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十五）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和管理。举办两期全国农业行政执法培训班，继续开展执法培训试点工作，不断提高农业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和办案能力。落实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认真做好部内执法人员执法证件的审验和发放工作。研究制定《农业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办法》和《农业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全面落实执法责任制。
（十六）强化执法监督。进一步做好部本级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听证工作，继续在农业系统组织开展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不断规范执法行为。研究制定《农业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认定标准》，规范农业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研究制定《农业行政复议工作规定》。
（十七）做好农业法制宣传工作。推进《农业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实施，确保农业系统“五五”普法取得实效。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两周年为契机，大力开展普法活动。
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十八）加强学习创新能力建设。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提高理论和业务素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促进工作思路拓展开阔，努力提高服务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能力水平。
（十九）加强调查研究能力建设。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深入基层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增强对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特点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特别是要对农业农村基本情况、基本数据、基本问题、基本思路有准确的把握，提高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科学性，提高服务农业农村工作大局的能力。
（二十）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依法行政是对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农业政策法规工作的基本准则。要提高法制工作能力，树立依法行政观念，要善于把握时机，使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管理规范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的步伐。
（二十一）加强统筹协调能力建设。农业政策法规工作涉及面广，要善于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提高对外交往和统筹协调能力，善于借用外脑，建立健全内外部互动配合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做好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