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农产品市场 准入办法


(2008年1月7日河北省人民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8年3月1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8〕第8号公布 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维护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各类市场和超市、配送中心等各类市场主体销售农产品的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市场准入，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经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要求的农产品准予销售，对未经认证或者经检测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禁止销售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并推进其实施。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方案，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卫生、质监、商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农产品市场准入，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逐步推进，不断完善的原则，分品种、分阶段、分步骤进行。

自2008年7月1日起，在设区的市城区内的批发市场、超市和配送中心销售的蔬菜、果品、畜禽产品和水产品，实行市场准入，具体准入品种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规定。

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县（市）城区内的批发市场、超市和配送中心销售的蔬菜、果品、畜禽产品和水产品，实行市场准入，具体准入品种由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规定。

2010年12月31日前，本省行政区域内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各类市场和超市、配送中心等各类市场主体销售的所有农产品，均实行市场准入。除本条第二款、第三款已有规定的农产品种类和地域范围以外的，具体准入内容和实行时间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规定，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章包装标识与检测

第七条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农产品，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上市销售。

第八条包装上市的农产品，应当在包装上标注或者附加标识，标明品名、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生产日期。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标明产品质量等级或者添加剂名称。

不能包装的农产品，应当采取附加标签、标识牌、标识带、说明书等形式标明农产品的品名、生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等内容。

第九条销售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质量标志使用权的农产品，应当标注相应标志和发证机构。

第十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产品，可以免检进入市场销售：

（一）在认证有效期内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凭认证标识；

（二）经法定检测机构检验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同一批农产品，凭有效的合格证明；

（三）与农产品销售市场签订销售合同的无公害农产品认定产地生产的农产品，凭产地证明和销售合同；

（四）农产品批发市场送销的农产品，凭市场主办单位出具的产地证明和检测报告；

（五）其他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凭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政府、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出具的产地证明和检测报告；

（六）实行定点屠宰并取得检疫合格标志的猪肉，凭检疫合格标志，其他依法需要实施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除凭上述有关证明外，还需提供检疫合格标志、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一条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配送中心应当设立或者委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入市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查检测并公示检测结果，发现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不得允许进入该市场销售，也不得转销其他市场或者其他经营者，并依法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农产品检测证书、检测结果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

第十二条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的销售者、超市、配送中心必须建立农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的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建立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如实记录产品品种、规格、数量、流向等内容。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销售者应当向供货商按产品生产批次，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由供货商签字或者盖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复印件的农产品或者经查验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不得销售。

第十三条饭店、餐馆和学校食堂、幼儿园食堂、机关食堂、送餐中心等集体配餐、用餐单位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建立健全索票索证制度，不得采购检测不合格或者来路不明的农产品。

第十四条农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对其生产的农产品的质量负责，发现其生产的农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主动召回农产品，并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销售者发现其销售的农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农产品，通知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采取退回供货商或者销毁、无害化处理等有效措施。

第三章保障体系建设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实际，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各类市场和超市、配送中心等各类市场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进货检查验收、质量抽检、问题农产品主动召回、不合格农产品清退、保存购销台账和质量追溯等制度，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工商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十七条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档案，完整记录农业投入品使用、病虫害防治等情况。

第十八条鼓励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定、实施严格的企业内控标准，开展农产品产地认定和农产品质量认证工作，生产高标准的优质农产品。

第四章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实行市场准入的农产品进行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发布监督抽查结果。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测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依法查封、扣押，监督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集中销毁。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工商等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或者市场抽查检测中发现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时，应当及时查明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理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工商等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包装或者未附加标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配送中心未按规定进行抽查检测和公示检测结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采购检测不合格或者来路不明的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工商、卫生、质监、商务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生产企业召回产品，销售者停止销售，对生产企业并处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对销售者并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及处罚机关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但是，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因此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审判实践中往往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是否与随身携带物品密切相关和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以期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八）》背景下的扒窃行为应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前提。说起扒窃可能很多人都心领神会，但往往无法精确解释其含义。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要件一般没有争议，但扒窃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则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刑法上扒窃的前提要件，主要理由：第一，限制解释方法的必要，扒窃来源于公安民警一线的反扒斗争，其约定俗称的场景便是针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盗窃行为，提起扒窃，民众出现在头脑中的场景也是车站、商场、马路等公共场所发生的盗窃，实在难以将在公共场所以外的偷窃比，如办公室、私人住宅里面的盗窃与扒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的语义解释并未明确该前提，但作为法律用语应以合乎立法目的为指导作出扩张或限制解释，刑法上的扒窃应作出小于其语义含义的限制解释，将其限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前提下；第二，从立法本意推断扒窃的前提应是公共场所，前文已述扒窃行为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的原因是其发生在公共场所，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之外，更使得民众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因此产生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才能使不特定民众看到并感知从而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换言之这种较一般盗窃更严重程度的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方能得以彰显。脱离了公共场所，这样特定条件的盗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扒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扒窃行为的一个要件。

　　二、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本来就将这个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之所以将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不仅仅因为该行为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由于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每个人对中文顿号不同功用的理解其对本条含义也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相并列即携带凶器扒窃才是单独的盗窃罪入罪条件另；另一种观点认为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单独入罪条件，赞成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文理解释上看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可以视为罪状的一个完结式表述即可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或携带凶器扒窃的两种类型，第二、单纯的扒窃行为不具有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修正之前扒窃行为除了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或者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条件以多次盗窃加以定罪之外，都只是作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加以处理，将其直接升格为犯罪的构成条件会不适当地扩大盗窃罪的定罪范围，刑法处罚的范围也混淆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边界，第三、携带凶器扒窃的场合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一旦扒窃行为被被害人或第三人识破，被害人或第三人对其抓捕制止要求其返还财物等情况下，行为人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而达到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同的危害程度，相比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扒窃作为一种单独入罪条件与其他四种情形相互独立彼此并列因而不需要有携带凶器的限制，理由如下：首先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在宏观整体把握这一条文时容易发现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四个词之间都是用顿号隔开的，而顿号本身的作用就是让所连接起来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由于条文中的标点符号作为刑法条文的组成部分，对准确表达立法意图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都是经过严格审议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因此单从法条标点符号本身含义来解读条文是能够得出扒窃与其他几种盗窃情形处于并列地位的；其次从逻辑上来看，扒窃本属于盗窃的一种类型，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自然就会包括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况且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考虑到扒窃比一般的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既然刑法已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将携带凶器扒窃重复列入罪状。

　　综上，《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和是否携带凶器扒窃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田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