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国际贸易中应收帐款债权让与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郑 梁

摘 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保理业务呈快速发展之势，伴随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迅猛增长，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亦是前景广阔。与此同时，我国保理实践及法律理论研究的不足亦是不争事实。笔者希望就与保理业务运行基础的应收款转让制度相关的国内法律制度与有关国家的相关立法及FCI《国际保理惯例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草案）等作一综合比较研究，侧重检讨当前国内立法的不足，以期对发展我国保理业务，促进贸易安全交易和提升融资效率有所助益。

关键词： 应收款融资 债权让与 立法体系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letion of Legal Security System of Receivable Accounts Financing in Chinese Foreign Trade

Abstract: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fast in global scope in recent years. Rapid increase of foreign trade gross in China will bring a bright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ndustry as well. Meanwhil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pproved to have some deficienc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comparative study regarding the operation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e. the receivable accounts transfer system between the relevant domestic law system, the concerned legislation of related foreign countries and also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Customs” of FCI, in an attempt to find out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laws and stipulations and hope to be of some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the promoting of efficiency in financing.

Key words: receivable accounts financing; credit assignment; legislation system

2001年，国际保理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达到44%，超过信用证的业务量。1987年，中国银行与德国贴现和贷款公司签署了保理总协议，从此为我国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贸易融资渠道。中国加入WTO以来，保理业务更是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与外资银行三场大战之一。 我国目前基本上具备了从事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交易的条件，但我国应收款转让法律制度尚存缺陷。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债权让与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晚，1986年4月12日制定通过并公布的《民法通则》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仅有一条。1999年3月15日通过并公布的《合同法》也只有寥寥数语，从第79条至第83条、第87条对债权转让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不能转让的情形、转让权利应通知、从权利应一并转让、债务人享有抗辩权、抵销权等作了粗略规定。而且其中第80条规定的通知主义与《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的债务人同意主义相冲突，使我国的债权转让制度呈现出法律条文互相冲突、与现实生活极不协调、与国际立法趋势背道而驰的局面。特别是有关债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在《民法通则》中的规定过于严格，不适应商品经济交换的迅猛发展；而在《合同法》中的规定过于宽泛，不利于保护债务人和其他人的利益。
一、债权让与立法体系调整
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立法如《德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的调整范围，不仅包括物的买卖关系，还包括权利的买卖关系，特别是债权的买卖关系。我国合同法关于买卖的制度原则上仅限于物的买卖，而不包括权利的买卖。《合同法》174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有关权利买卖已经受到特别法的调整或者是合同法其他制度的调整，对这些交易首先应该适用其他的而不是买卖合同制度的规定，如果没有其他法律的规定，这就有必要考虑适用《合同法》，包括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因此就可能产生以下弊端：1）买卖合同制度之外的其他法律对有关权利买卖的规定可能并不完整，一些特殊权利的买卖，其他法律中可能并无相应规范，或者难以作出规定。2）即使在这些法律中对权利买卖作出了规定，但就合同制度而言，这些规定失之简略。 为此，我国有学者主张，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某些制度及规则更为清晰、准确。例如，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86条中。与此同时，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且不易弄清，如解除权、终止权是否因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而移转？合同关系是否因此而消灭？如果把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规定于债法总则，没有双务合同等形成的数个狭义债的关系组成的广义债的关系等因素的困扰，就比较明确地传输给人们这样的信息和规则：债权让与就是债权的个别转让，只是原债权人退出该狭义的债的关系，如果该原债权人对债务人仍负有债务的话，这一狭义债的关系并不消灭。在该债的关系基于合同而生的情况下，该合同关系自然不会因债权让与而消灭，决定合同消灭的解除权、终止权自然不得轻易地随着债权的让与而移转。
二、应收款债权让与制度应该涵盖的内容
笔者认为，构成我国债权转让限制性规定，借鉴各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应作以下几方面完善：
1、应明确债权转让的生效条件
（1）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债权且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无效的债权转让致使受让人受损，转让人应负责予以赔偿。
（2）债权的转让不得改变债权的主要内容。债权作为法锁的观念虽已消失，但债权转让只是主体上的变更，如果存在债的主要内容变更，则发生新的合同关系，而不属于转让性质。
（3）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必须达成债权转让的协议。债权转让是一种处分行为，必须符合民事行为的生效条件，包括转让人主体必须符合资格，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4）转让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转让性。由于可以自由转让的债权多而难以概括完整，所以从不能自由转让的债权方面论述更有助于明确范围和界限。
（5）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债权转让必须遵守一定程序和手续。
2、债权让与的形式要件
债权转让在我国应采取何种形式，《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明确规定，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既可采取口头形式也可采用书面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对债权让与形式应有特别要求，规定债权让与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若原债权有证明文书，必须要将让与事实记载于其中，否则债权让与不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因为合同仅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缺乏公示性，难为债权人及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知晓，不利于保护债务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笔者认为，从先行法规定来看，既然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和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而对债权转让合同未在合同法及其他任何相关法律规定中作出特别形式的要求，那么它就可以依一般原则采取法律允许的任何形式，而不一定非采取书面形式不可。但保理中应收款转让债权让与因其跨越国内、国际两个法域，涉及的多方当事人，潜伏多种权利冲突，因此应该要求应收帐款的转让必须由供应商和保理商订立书面协议。
3、应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效力
包括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对债务人的效力、对其他第三人的效力、转让本身的效力四方面。关于转让的效力，因为涉及民法、公司法、破产法及优先权制度等多类法律问题。因此，必须做好制度间的协调。
三、应明确规定应收帐款债权转让有关的几个问题
1、对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否有效
法谚云“让与一个尚不存在的债务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nemo plus iuris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ret）”。但是，如果将此理论运用于保理实务操作，无疑将对保理业务的操作产生阻碍和限制。 事实上，当前许多国家保理法律与实践以及国际公约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认可的。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稿）第1条第1款指出：“合同订立时出卖人无权处分合同标的物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出卖人不能取得所卖标的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交付于买受人，出卖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得请求损害赔偿。”第5条指出：“以将来可能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出卖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至时仍未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该见解显然是认为将来物买卖的效力不受处分权影响。 但上述规定是否能类推适用于将来债权的转让仍需明确。
鉴于保理业务这种有着独特商业惯例规则的业务，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的保理立法中，对其未来应收款转让的有效性无疑应以宽容对待。但也不宜采取只眷顾保理商一方的极端主义立场，即类似《国际保理通用规则》将未来全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一刀切”的规定， 而主张采取“折衷”说，即原则上同意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是可予转让的，但为适当保障债权让与人利益，防止权利受让人滥用权利，应作出一定限制条件。
2、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当事人无疑可在合同中明文禁止债权让与。然而，对此种禁止让与特约的效力，各国立法持不同态度：法国民法认为此种特约无效；日本民法认为其有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日本民法典》第466条第2款），《意大利民法典》第1260条后项也规定，“双方当事人得排除债权的转让，但是如果不能证明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该排除的，则该协议不得对抗受让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也有类似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10条第3款则明确禁止设立限制债权转让的条款。
我国《合同法》第79条已明确认可了禁止债权让与特约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于当事人如果违反了禁止转让协议，那么债权的转让是否有效呢？通常债权人都具有非公开性，第三人并不知道其内容。禁止转让协议也是如此，作为受让人的第三人常常并不知道原债权债务人之间订立了转让协议而仍然与债权人达成转让债权的协议。因此，关键是要确定该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如是，则理应受法律保护。
在坚持合同明文禁止时应收帐款不可转让立场的立法或判例中，已形成了对载有让与通知的发票进行支付的例行做法，那么债务人就被认为已放弃了其禁止让与的约定。此外，当事人关于不得转让有关债权的约定，可以于该有关债权成立时或者成立后作出，但必须于债权转让前作出。债权转让后而为禁止转让债权约定的，该约定无效。当事人可以约定禁止向任何人转让债权，也可以约定禁止向特定人或特定范围的人转让债权。但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
3、关于债权转让可否撤销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与《国际保理惯例业务规则》规定分歧较大，亦应引起业界的足够重视。《规则》规定于此情况下分两种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第8条第2款，即如果在货物装运前获得不利的资信报告，进口保理商有权单方面撤销已发生效力的单笔或综合信用额度下的债权转让合同，但该撤销必须及时通知出口保理商和出口商，对于出口商收到撤销通知后的所有发货所产生之债权均有撤销效力。二是进口保理商在征得出口保理商同意前提下可以不利资信以外的理由撤销已受让之合同债权，此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4、对债务人的保护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摒弃了《民法通则》关于需经债务人同意以及不得牟利的规定，而采纳了“通知主义”，明确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并且，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这与《应收款转让公约》序言及第15条关于保护债务人的规定是吻合的，但公约的规定更加详细，规定了通知“收到生效”的原则，即通知和付款指示都在债务人收到时生效，强调转让债权不得增加债务人的负担，不得给债务人造成损失，否则，转让人和受让人都应当承担责任。《合同法》82条规定了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均可向受让人主张。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到期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以上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法律的缺陷，但与公约的相关规定比较起来还有不足，比如公约对于通知的规定，除了一般性规定为，还对后继转让中的通知，对转让时并不存在的应收款转让的通知、债务人在通知以前和通知以后通过付款解除义务的情形、多次通知的情形、债务人要求提供补充资料的权利、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债务人不提出抗辩和抵销权所作的协议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另外，有关债权表见让与也缺乏规定。
5、关于法律适用
在处理涉外合同领域法律纠纷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概括地规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国际条约优先、国际惯例补缺、公共秩序保留等，反映了在国际上合同领域的通行做法。但我国并没有就优先权冲突规定单独专门的冲突法规则。应收款转让作为一种特殊债权转让，毕竟有其特殊性，《应收款转让公约》对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实际的冲突法问题作了可独立适用的规定，反映了在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领域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做法，我国也非常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这一领域中的冲突法问题加以规范，以提高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效率。对于《公约》中所提到的三种供各国选用的确定优先权的规则，以及《公约》将优先权冲突交给转让人所在地国法律调整的规定，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国情适当借鉴适用。

郑 梁

摘 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保理业务呈快速发展之势，伴随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迅猛增长，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亦是前景广阔。与此同时，我国保理实践及法律理论研究的不足亦是不争事实。笔者希望就与保理业务运行基础的应收款转让制度相关的国内法律制度与有关国家的相关立法及FCI《国际保理惯例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草案）等作一综合比较研究，侧重检讨当前国内立法的不足，以期对发展我国保理业务，促进贸易安全交易和提升融资效率有所助益。

关键词： 应收款融资 债权让与 立法体系
中国国企两权分离为何失灵？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2003年第37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
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所以，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出处：本文原载《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2003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