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试行）
广东省人大


（1989年3月9日广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9年3月16日公布）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三章 大会工作机构
第四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五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计划和预算
第六章 质 询
第七章 选举和罢免
第八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便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定程序召开会议，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代表大会会议应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三条 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一般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
代表大会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召集，并在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将开会的预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代表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省人大常委会召集。
第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代表大会会议。
第五条 代表大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举行代表大会会议的时候，代表应当出席，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须经请假。
代表在任期内无法履行代表职务或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向原选举单位提出辞职。
第六条 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代表人数特少的选举单位，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也可以合并组成代表团。代表团选举代表团团长一人，副团长若干人。
各代表团可视代表人数分设代表小组。代表小组推选小组召集人。
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讨论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以及其他准备事项。
在会议期间，代表团对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进行审议，并可由代表团团长或者由代表团推派的代表在主席团会议或全体会议上代表本代表团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意见。
代表团审议议案、讨论会议有关事项，召开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进行。必要时，也可由秘书处组织专题讨论。

各代表团团长应充分反映本代表团的意见，认真传达贯彻主席团会议的精神。
第七条 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和会议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预备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主持。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省人大常委会主持。
预备会议选举和审议的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及其他事项的决定草案，由省人大常委会拟订。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预备会议选举和审议的各项草案由上届省人大常委会拟订。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并向预备会议作说
明。
第八条 主席团主持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推选常务主席若干人，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召集。
主席团推定轮流担任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
主席团决定问题，由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九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受主席团委托处理与会议议程、日程等有关的具体事项。
主席团常务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对各项议案的审议意见，或就有关议案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并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是代表的，应列席代表大会会议。其他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提请主席团确认，可以列席代表大会会议。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在会议上发言。
第十一条 除经主席团特别审定外，代表大会会议应公开举行，并视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
全体会议设旁听席。具体办法由大会筹备机构作出规定。

第三章 大会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由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主持秘书处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秘书处在主席团领导下，处理会议日常事务工作，办理主席团交付的事项。
秘书处可设立若干会务组，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办理会议的各项具体事务。
第十三条 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政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选依法选举产生或任命决定，并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行使职权。
在未设立专门委员会前，也可设立预算委员会、法案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在主席团领导下，按照本规则的规定，在会议期间履行各自的职责。其人选由省人大常委会在本届代表中提名，提交预备会议通过。
第十四条 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其组成人员由主席团在本届代表中提名，提交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四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五条 主席团、省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交各代表团审议，或同时交有关的委员会研究，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全体会议表决。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在主席团规定的时限内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先由议案审查委员会研究，提出处理意见的报告，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确定为议案和是否列入大会议程。议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经主席团通过后书面印发会议。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对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及决议、决定草案可以在表决前一日提出书面修正案，由主席团先交大会的有关委员会或秘书处研究，提出是否提交大会审议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
第十六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和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
第十七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由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然后交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主席团可同时交大会的有关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意见，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全体会议表决。
审议议案时，代表可以向有关的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应派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主席团和有关委员会对议案进行审议时，各代表团团长或者代表团推派的代表可以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必要时，也可邀请提案人、有关的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有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对有关议案作补充说明。
在审议中，如认为议案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省人大常委会作进一步研究修改后审议通过，或者决定提请下一次代表大会审议。
第十八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法案，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该法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和法案委员会进行审议。法案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印发各代表团，并将修改后的法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一般应于会议举行二十日前发给代表。重要的法规草案在提请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前，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公布，广泛征求意见。
第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包括议案修正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条 代表个人或联名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议案审查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向主席团报告后，由省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组织研究处理或交由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第五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计划和预算
第二十一条 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时，省人民政府应当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经各代表团审议后，由主席团决定提交全体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
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一般应于会议举行二十日前发给代表。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省人民政府应当就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及计划执行情况、预算草案及预算执行情况的主要内容，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汇报，并由主任会议进行初步审查。
第二十三条 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预算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初审的意见，对省人民政府关于预算草案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连同关于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
。
第二十四条 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时，省人大常委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应当分别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
经各代表团审议后，由主席团决定提交全体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草稿）一般应于会议举行二十日前发给代表。

第六章 质 询
第二十五条 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在主席团决定的时限内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部门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二十六条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向提质询案人或在有关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书面答复。在有关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可以参加会议，发表意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提出质询案和答复质询案的情况书面印发会议。
质询案用书面答复的，被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应当签署，由主席团决定印发范围。
质询案在主席团作出处理决定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对该案的审议即行停止。

第七章 选举和罢免
第二十七条 代表大会选举和撤换、罢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及接受其辞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选举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具体办法由主席团拟订，提交全体会议通过。

第二十九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代表可依法提出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有关的主席团会议和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书面申辩由主席团决定印发会议。

第八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条 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一条 代表要求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由执行主席作出安排。
代表要求印发书面发言的，由大会秘书处作出安排。
第三十二条 代表在每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分钟。
主席团成员或者列席主席团会议的代表在每次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就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
事先经会议主持人许可的，发言时间可适当延长。
第三十三条 各项决议、决定草案提付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由主席团决定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对于代表在各种会议上就议案发表的意见，主席团或有关部门应当在有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或全体会议上进行说明。在主席团会议上作说明的，各代表
团团长应当向全体代表传达。
对交付表决的议案和各项决议、决定草案，有书面修正案的，先对修正案进行表决。
第三十四条 会议的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三十五条 会议表决的方式由主席团决定，可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3月16日
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的涵义
彭德才

一、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
我国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的涵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人民银行便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这暂行办法并未就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界定，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信用卡业务的基本涵义。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则对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法律文件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此种信用卡的定义为广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银行卡，包括借记卡在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这三个概念也逐渐被使用。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至此信用卡的涵义发生变化，按照该文件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借记卡不再属于信用卡，信用卡不再等同于广义的银行卡。信用卡与借记卡的主要区别是，信用卡可以在信用额度内透支，借记卡不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成了与信用卡相并列的概念。可见，金融术语中信用卡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现在金融术语上的信用卡是狭义上的概念。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将信用卡分为贷记卡与准贷记卡，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不同的发卡银行在各自制定的信用卡章程里也对信用卡做不同的分类。《中国银行信用卡章程》规定，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以下简称长城卡）是中国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金融支付工具，是持卡人按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核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准贷记卡。长城卡按信用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个人卡可分为主卡和附属卡，主持卡人可为其配偶及年满１８周岁的直系亲属申领不超过两张的附属卡，附属卡所有交易款项均计入主卡帐户，附属卡亦可应其主持卡人要求而注销。《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规定，牡丹卡分为金卡（单位卡）和银卡（个人卡）两种。《中信实业银行中信信用卡章程》规定，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按信誉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结算币种分为人民币卡和外币卡；按卡片影印内容分为彩照卡和非彩照卡。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借记卡又可细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转帐卡是实时扣帐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和消费功能。专用卡是具有专门用途（专门用途是指在百货、餐饮、饭店、娱乐行业以外的用途）、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功能。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

二、在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
随着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信用卡内涵的变化对刑事司法产生严重的影响，关键的一点是：对使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有的案件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理，有的按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王其道等伪造借记卡并使用，截止到案发，共提款人民币１００余万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其道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银行借记卡，骗取银行钱款，其行为被认定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有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３年３月黄飞冒用他人丢失的借记卡取款，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信用卡与借记卡已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银行卡，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则没有透支功能，与信用卡不同，认定被告人黄飞构成诈骗罪； 有的未作犯罪处理，例如，2002年4月26日，杜某、艾某使用拾得的借记卡和密码取款共计14600元后被抓获，追回被提取的现金14700元并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对杜某与艾某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在开庭审理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两名被告人没有实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伪造证件等诈骗行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龙卡为储蓄卡而非信用卡、虽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和目的但却没有拒不交还的情节等理由作了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对杜某、艾某判决宣告无罪。
刑事理论界对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是否包括“借记卡”也存在分歧。
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信用卡是一种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与结算工具，他有着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含义和特征，这就是信用，借记卡没有信用卡的特有功能与特质，因而两者不同。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从一开始就包含恶意透支的行为，显然这一规制重点的设置是以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为前提的，不具备透支功能的借记卡是不可能成为本罪对象的；第二，从刑事立法层面，我国信用卡诈骗罪肇始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而不是以1996年颁布的《信用卡管理办法》为依据，因此不能认为过去的信用卡就是今天的银行卡；第三，否定信用卡对借记卡的包容关系，并不会导致放纵利用借记卡实施犯罪的行为，因为对于使用伪造、作废或者冒用他人借记卡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完全可以以相关的可以相关的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解释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以往银行法律、法规对银行卡通称为信用卡，但是现在银行法律则将银行卡区分为贷记卡和借记卡，认为前者是信用卡，后者不是信用卡。如果刑法固守原有概念，认为所有银行卡都是信用卡，以银行卡为对象的犯罪，不管是贷记卡还是借记卡，都是信用卡犯罪，那么刑法这种认识无疑混淆了信用卡与非信用卡的界限，与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将使刑法显得荒谬。
肯定论者的理由是：首先，从法秩序一致性角度而言，刑法是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保障法，刑法具有第二位属性，在将违反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行为直接予以犯罪规定时，刑法使用的概念因来源于这些法律法规，其含义当然应与这些法律法规的概念一致。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只能是以1996 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刑法修订时立法本意上的信用卡是广义的信用卡，不能因为行政规范中有关名称的变更而改变刑法确定的内容；其次，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透支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不能将功能与特征混淆；最后，既然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就应充分有效利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防止条文的虚设。 也有学者从金融凭证与信用卡的区别来论述借记卡应该归属于信用卡。第一，无论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的汇票、本票、支票，还是第二款具体列举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都是金融业务的记载凭证。文义性是这些凭证的共同特征，其文义性表现为，这些金融凭证是可视可见的书面文字与数字记录。与文义性密切相关的特征是，汇票、本票、支票具有流通性而且流通性强，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则没有流通性或者流通性弱。借记卡是电子卡形式的信用工具，并非书面文义凭证，本身不具有流通性，不能成为质押、转让的对象，与汇票、本票、支票相比有重大的区别，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三种凭证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离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结算凭证的核心含义相对较远。相反，由于借记卡与狭义上的信用卡均属于银行卡业务范围，因而在刑法上与狭义上的信用卡的关系更近，将借记卡继续解释为“信用卡”比解释为“金融凭证”更为适当。第二，从体系解释上看，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则规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本罪的行为对象包括四类：一是汇票、本票、支票三种票据，二是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三是信用证等，四是信用卡。这说明这些票证的相同性，即均属于金融信用工具。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将上述金融票证诈骗犯罪分列数条加以规定，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票据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五条信用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相对应，刑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则是有价证券诈骗罪。在这样的体系安排中，将借记卡解释为信用卡，对于利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而不是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合理，更为妥当。
面对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分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立法解释无疑对统一司法具有积极意义。《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从银行卡的定义与刑法对信用卡定义的立法解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卡，也即相当于金融术语上的广义的信用卡。也即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包括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如何对借记卡诈骗行为定性，有时对被告人也可谓生死攸关。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信用卡诈骗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所以，将借记卡解释为金融结算凭证，在少数情况下，对于被告人来说，直接涉及到能否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对借记卡诈骗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处断是合适的。
首先，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1997）只能是以 1996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其立法的原意无疑是要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以后虽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对信用卡的含义作了调整，但实际上只是在名称上对信用卡进行了规范，这种行政法规中对定义的变化固然有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今后我们对刑法规定进行完善和修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这种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或改变刑法立法原意的理由。
其次，不能以可否透支来作为评判借记卡是否包括在“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内的标准。借记卡与贷记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其它功能上并没有实质区别。我们没有必要将利用具有基本相同功能的借记卡或贷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分别适用不同刑法条文且用不同的罪名加以惩处。试想当一个人拿着伪造的贷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而另一个人则拿着伪造的借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他们实施了同样的行为，给银行管理工作造成了同样的危害，但前者要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而后者则以一般诈骗罪定罪，且两者可能因法定刑的不完全相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从我国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来看，除了恶意透支以及这次修正案所规定的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不能适用借记卡使用的范围，其他如使用伪造的借记卡、使用作废的借记卡、冒用他人借记卡等诈骗行为方式都可能与贷记卡诈骗造成一样的社会危害性。特别是从我国实际来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借记卡，由于我国贷记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借记卡的发行量和使用频率要远远大于贷记卡，相应地在实践中发生借记卡诈骗的可能要比贷记卡大得多。就此而言，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立法解释将借记卡纳入信用卡诈骗规制的范围之内，将有效地起到预防和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作用。
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借记卡也应该纳入信用卡诈骗犯罪规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将借记卡从信用卡犯罪规制的范围内分离出来，就可能引发一些难题：当某人拿着一张伪造的贷记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是否应当认定使用伪造的贷记卡的行为为信用卡诈骗罪而认定使用伪造的借记卡的行为是一般诈骗罪，并实行数罪并罚呢？那么，假如使用的是两张贷记卡，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认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贷记卡取款总数已经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对使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则可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由此便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当今轻刑化的趋势也不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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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黄祥青《信用卡诈骗罪司法适用中的四个问题》载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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