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1996年9月4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3年10月28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2004年4月1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正）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深圳市、区、镇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并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负责做好在校未成年学生的保护工作。
　　 劳动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负责做好已就业的未成年工的保护工作。
　　 公安、文化、工商、民政等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第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认真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第四条 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及其各级组织（以下简称共青团组织）应当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对于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事项应当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
　　 共青团组织可以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诉讼代理和非诉讼代理等法律援助。
　　 第五条 工会、妇女联合会和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成年公民，有责任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当予以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投诉。
　　 第七条 未成年人应当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对于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提出检举、控告、申诉。
　　 第八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应当认真办理。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保障其接受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并教育、培养、引导其形成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和残疾未成年人。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不得隐匿、拆阅或者废弃未成年人的信件，不得擅自查阅未成年人的日记。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正常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人代理监护。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在家庭以外的居所分户独居；
　　 （二）不得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深夜在外游荡；
　　 （三）在无安全监护措施的情况下，不得使婴幼儿单独留在屋内或者户外；
　　 （四）不得提供机动车辆给未成年人驾驶；
　　 （五）未成年人离家出走超过24小时下落不明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制止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十三条 共青团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组织和引导接受完义务教育、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
　　 劳动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应当组织前款规定的未成年人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第十四条 市、区、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应当有计划地建立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设施和场所。
　　 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美术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公共文体活动场所，应当对中小学生实行价格优惠开放。
　　 第十五条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开展法制、道德教育，建立并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防止、制止未成年的学生参与和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活动。学校和公安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制止和打击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六条 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不得施行体罚、变相体罚、嘲讽、辱骂、恐吓以及其他侵犯其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七条 学校及其教职员应当执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学时和作业的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未成年学生的学业负担，保证未成年学生休息、体育和课外活动的时间。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为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以及休息、文娱、体育和课外活动的设施和场所。
　　 学校的上述设施和场所在假期也应当定期向未成年的学生开放。
　　 上述设施和场所不得占用或者改作他用。
　　 第十九条 学校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校外社会活动，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障未成年学生的安全。公安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的交通道口设置学生过往及车辆缓行标志和划定人行斑马线，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条 学校和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商业性庆典活动。
　　 第二十一条 学校应当建立与未成年学生家庭联系制度，对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发现未成年学生有逃学和其他不良行为，应当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协同对其进行教育。
　　 第二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对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学生应当给予心理和生理上的关心、指导和教育，引导他们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
　　 第二十三条 未成年人不得吸烟。
　　 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
　　 任何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香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教职员应当制止未成年人吸烟。
　　 禁止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教室、寝室、阅览室、餐厅及其他场所吸烟。上述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对违反本款规定的应当予以制止。
　　 第二十四条 未成年人不得饮用烈性酒或者酗酒。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制止未成年人饮用烈性酒或者酗酒。
　　 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
　　 第二十五条 电子游戏机室的经营者，在非法定节假日，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室活动。
　　 营业性歌舞厅、酒吧、卡拉OK厅等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无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携带的未成年人进入该等场所。
　　 本条规定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显要位置设置禁止或者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标志。对难以判明入场者是否属未成年人的，应当并有权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二十六条 中小学校用地红线周围200米范围内，禁止开设电子游戏机室和桌（台）球室。有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禁止之前已开设的，应当限期搬迁或者关闭。
　　 第二十七条 任何人不得让未成年人观看或者向未成年人提供有色情、淫秽、暴力或者凶杀等危害未成年人内容的书刊、图片、影视制品和电脑软件等作品。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教职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制止未成年人观看或者传播有前款规定内容的作品。
　　 第二十八条 禁止学校教职员与未成年学生发生性关系。
　　 禁止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禁止任何人以猥亵、调戏、侮辱或者其他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
　　 第二十九条 禁止任何人引诱、唆使或者胁迫未成年人吸毒、注射毒品。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教职员，应当防止、制止未成年人吸、注射毒品。
　　 发现未成年人吸毒、注射毒品成瘾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其送交有关机构进行戒毒。
　　 第三十条 禁止未成年人组织、参加非法帮派组织或者团伙。
　　 禁止唆使、引诱未成年人组织、参加非法帮派组织或者团伙。
　　 第三十一条 禁止未成年人在街头从事乞讨和卖花、卖艺、擦车、索要小费等变相乞讨活动。
　　 禁止任何人利用、唆使、胁迫、诱骗或者携带未成年人在街头从事前款规定的活动。
　　 禁止未成年人参加赌博性质的活动。禁止任何人唆使未成年人参加赌博性质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办好工读教育机构和少年管教机构，加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工作。
　　 第三十三条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未满法定责任年龄而不予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情节较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决定送工读教育机构接受矫治教育。
　　 第三十四条 审判机关审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对被羁押和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押、分管。
　　 第三十六条 未成年人劳动教养期满或者接受工读教育结业、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刑满释放的，司法机关和家庭、学校、社会有关方面应当相互配合，做好帮教、安置工作。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七条 未成年人集中学习、生活、娱乐的场所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并且应当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生产或者销售的儿童玩具和用品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不得有害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第三十八条 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对婴幼儿进行基础免疫，以及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
　　 第三十九条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办好特殊教育，使残疾未成年人接受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得到康复医疗服务。
　　 民政主管部门应当办好社会福利中心，保障其收养的儿童健康成长。
　　 第四十条 劳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管理工作。
　　 用人单位招用未成年工应当按规定安排劳动岗位和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用人单位对未成年工应当实行单独造册管理。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安排未成年工加班，应当征得未成年工本人和其所在工会组织同意，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凡属禁止或者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禁止招用未成年工。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工商主管部门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按每进入一名未成年人处以3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文化主管部门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会同工商、公安、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查处，责令其限期搬迁，拒不搬迁的由文化主管部门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分别按下列规定处罚：
　　 违反第一款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给以开除公职的处分；
　　 违反第二款规定的，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并可依法解除其监护人的资格，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第三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造成未成年人伤害的，应当负责赔偿，并由有关单位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或者第三款、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由劳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由劳动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用人单位按每用一名未成年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业整顿。
　　 第五十八条 在特区的台、港、澳地区和外国未成年人的保护适用本办法。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的决定

（2004年4月1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提请审议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的议案，决定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第二十条修改为：“学校和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商业性庆典活动。”
　　本决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根据本决定进行相应修正。


浅论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生命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具有综合性、伦理性、科技性、公益性和共损性以及预见性的特点。我国生命立法发展较为迅速，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生命法的基本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几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命法；我国；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生命法是伴随着人类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并于二战后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而兴起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1] 其一经出现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到本世纪70年代，各国有关生命的立法已涉及包括卫生保健、疾病控制（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药物治疗等）、精神卫生、生育与人口、安乐死、环境保护、放射安全、器官移植、性病防治、人工授精等在内的20多个方面的问题。[2]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生命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生命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生命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生命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生命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我国生命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传染病防治、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生命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命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生命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即它决定和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由于它所调整的是围绕人们的生命健康问题而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又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部门立法相比，生命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1）就调整对象来看，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而所谓生命社会关系，就是指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和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与长寿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3] 也就是说生命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几乎涉及到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的每个领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2）由于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对这种对象的调整需要通过包括经济、行政、法律、道德、技术以及教育等在内的多种调整方法和调整手段，而生命法必须对这些手段或方式加以确认和引导，以对生命社会关系这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调整。换句话说，生命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3）从体系上来看，生命法律体系是一个极其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数量众多的生命法律法规，且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可见，就体系而言，生命法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所以，在其在对人类生命科技活动加以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人类伦理与道德规范。这就要求生命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认同及保护，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生命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如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益共享原则、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生命科技活动的公正互助原则等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升格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严重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如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等要明令加以禁止。因此，在调节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便渗透到了生命法之中，使得其具有了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即生命社会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4] 因此，生命法就必须要建立在生命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体现和突出基本的自然科学规律，如生理规律、生态规律等等。这就使得生命科学成为生命法的立法基础。而生命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生命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1）生命法必须将生命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基因工程、DNA、基因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生命科学成果在生命法中的反映和体现；（2）在生命法的所有规范中含有大量的体现人类生命规律的科技性法律规范，如我国新《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第36条关于夫妻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的规定等，这些科技性规定显然都是生命科学的直接成果；（3）在生命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自然技术突出的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器官移植技术规范条例》、《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条例》等。这些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在生命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特且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与其他各类生命法律法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整个生命法律体系。
（四）公益性和共损性
如前所述，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以生命科学技术为纽带的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而生命科技作为一把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的“双刃剑”，可能会给这种社会关系下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巨大的福祉或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样一来，生命法就必然要承担起两个方面的任务，即：首先，它要保障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其次，它又要限制和惩治对该技术的不当利用或滥用的行为，以防止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就决定了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可能要面对两种结果：其一，它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健康的引导、正确的保障和合理的规制，从而推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公益；其二，它未能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保障，而是限制和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对其不健康应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共同损害。从这一角度而言，生命法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共损性特征。
（五）预见性
生命法是以保护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及其尊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目的的，而生命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安全和利益的不确定性，其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和不可预测的。因此，生命法必须正确预测和权衡生命科学技术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生命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即，一方面，生命法要保障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保障那些公益性突出的生命科技活动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它又要对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如克隆人等，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生命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强调、坚持和遵循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
二、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生命立法起步相对较晚，然而其内容却已广泛渗入到了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医药管理、精神卫生、计划生育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等，如《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卫生检疫法》、《献血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防疫工作规范》、《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节育手术常规》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生命立法领域，由于生命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例如，我国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5] 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再如辅助生殖技术方面，我国在1983年便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但相关的立法却直到2001年初才姗姗而来，[6] 而在与该技术密切相关的民事、刑事等许多领域内却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滞后性。此外，就与生命科技相关的某些立法而言，尽管在立法过程中充分注意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但却忽视了法律的科学预见性。这一点在刚刚修改和颁布的新《婚姻法》中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新《婚姻法》的颁布是我国立法实践中的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因为该法在修改的过程中第一次采取了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的先例。然而，新《婚姻法》这种开创性所散发出的光芒却并没有能够掩饰其预见性不足所产生的严重缺陷，因为在该法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不但对于确定那些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的法律地位、调整与之相关的家庭关系方面是极为不利的，且使我国生命立法的预见性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是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立法层次上，法律体系可分为原生法律体系和次生法律体系两种。在我国，所谓原生法律体系就是指由我国宪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环境法、科技法及军事法等所组成的第一层次的法律体系；而第二层次以上的法律体系则为次生法律体系，如民事法律体系、刑事法律体系等。由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独特的调整方法，生命法律体系显然也应是一种原生法律体系，即有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所组成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如前所述，我国生命法已涉及到了诸如传染病防治、精神卫生、环境保护等在内的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相关的大量法律法规。这无疑为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就总体上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表现在：首先，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如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的《民法通则》、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及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环境保护法》等。而就目前来说，在我国生命法领域还没有这样一部法律。这就使得我国生命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其次，某些极其重要的生命立法领域，我国甚至还没有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7] 如在生命科技法领域，我国就只有几部部门规章，而没有一部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再次，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存在严重的法律空位现象。尽管我国生命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这并不说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就已经很健全了，相反，它还远没有健全，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加以规定。如在安乐死、脑死亡领域迄今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而在器官移植、遗体捐献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等地方性立法，但目前尚无一部全国性统一立法。
（三）内容不完善
除了滞后性方面的问题及法律体系方面的问题之外，内容上的不完善也是我国生命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1）当前，我国的生命立法对生命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民事法律规制和刑事法律规制还没有被正式纳入立法之中。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我国尚未建立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这不仅使我国在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调整和刑事调整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且没有体现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特点。以生命科技立法为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包括《兽用新生物制品管理办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等在内的众多生命科技行政立法；而在与之相关的民商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领域，我国则至今还没有多少具体规定。例如，我国刑法迄今为止尚未规定生命科技犯罪，而民商法迄今也还未就基因、人体器官、人的遗体等法律性质作出明确定性。（2）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生命法之中。由于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生命立法领域，伦理道德法律化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最大限度的发挥生命立法的调整功效具有重大的推促作用。对某些伦理道德规范，生命法有必要对其加以认可和维护，并将其升格为法律制度，使之成为生命法内容的一部分。但就我国目前现行的有关生命立法的内容来看，许多基本的、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如知情同意原则、禁止人类克隆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生命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生命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宏观体系方面，还是就具体内容方面，我国生命立法都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伦理性及预见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其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及时、有效调整。为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应对策略，以完善我国的生命立法。质言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倡导生命立法领域的超前立法，提高生命立法的预见性
一般而言，“法律总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现有的有利于掌握政权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和保障”。[8] 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又不仅仅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更在更大程度上应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预期。换言之，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因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或“预见性”。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并将这种科学的预测反映到立法之中。这一点，在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立法领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是两方面的，其健康发展会会给全社会甚至整个人类都带来丰硕的收益，而其滥用也极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预测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并运用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便显得极为重要。生命法是调整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故更有必要提高对其预见性的要求。但恰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生命立法不仅缺乏应有的预见性，甚至连立法的及时性都难以满足。这不仅影响了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且为我国生命科技的安全健康发展留下了立法隐患。可见，加快我国生命法领域的立法步伐，提高生命法的预见性，已成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理论上，我国生命法之所以滞后并缺乏预见性决不是偶然的，从根源上来说，它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主观方面则主要是由于立法者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对于前者，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后者，即立法指导思想上的障碍，我们却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为此，需要我们的立法者摆脱传统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树立超前立法意识，倡导生命法领域的超前立法。这是因为，“超前立法可以使人们改变旧的行为模式，建立新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把落后推向先进，把野蛮推向文明，起到法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9]当然，超前立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其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及论证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必须要注重立法技术，作好生命立法的规划和设计。否则，这种立法也必将难以具备科学的预见性。
（二）逐步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
是否具有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生命法制建设和生命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各项生命立法的完善，其二是各项生命立法之间能够组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且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
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显然还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因此，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生命法律体系应当是我国今后生命立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使命。
就完善各项生命立法而言，笔者以为，我国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首先，建立并完善其他各个部门立法中有关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制度。具体言之，在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所可能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如试管婴儿的法律地位、其父母的确定、财产的继承等等，要设立相应的民事制度；在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技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严重危害，要增设相应的罪名和法律责任；而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其他领域，也要相应的建立各类具体的制度加以调整和规制。其次，要充分重视伦理道德法律化在生命立法领域的重要意义，将那些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生命伦理道德原则或规范法律化。如，可将前文所说的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升格为一项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原则，以来判断有关生命资源利用的合法性；而对于生命科技利用的公平互助原则，则可将其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等等。
当然，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只是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在做好这一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我国整个生命立法的架构进行合理规划。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首先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的；其次，该体系应是一个内容广泛、涉及面广的综合性体系，它又要求具备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立法和技术规范、标准等。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宪法有关保护人们生命健康的规定；（2）生命基本法；（3）生命单项法，具体应包括有《生命技术法》、《计划生育法》、《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献血法》等在内的各类一般法律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制定和发布的各种法规和规章以及各类地方性法规；（4）有关的各类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5）其他部门法中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按照这一体系设计来加以衡量，我国现行生命立法显然还难以真正构成为一个体系，更不要说是构成为一个健全的体系。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生命立法过程中，有必要设立一部《生命法》以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基本法；同时，也应逐步加强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法的立法建设，并逐步完善现有的各项生命技术标准和规范等等。这是建立并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客观需要。

[1] 从法理上来说，某类立法能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该类立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次，该类立法具有特殊的调整方法和手段。笔者将生命法定位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生命法有其所调整的明确、特定且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2）生命法的调整是手段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是任何传统法律部门所不具备的，因而，将其纳入传统法律部门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障碍；（3）现代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各国必须将与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的社会关系，并应根据其综合性特点专门进行综合性的重点调整，而传统的法律部门都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可以说，这些条件已经使生命立法具备了成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最基本前提，加之其在各国法制建设中起步未久，故应当是一个新型的法律部门（具体论证可参见拙文：《我国生命法的现状及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 倪正茂：《生命法学略论》，《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
[3] 有学者将生命社会关系界定为：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并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和长寿而形成、可据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社会关系（参见倪正茂著：《科技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笔者以为，这一界定范围过于狭窄，因为在生命社会关系中很明显还应当包括普通公民围绕生命健康等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如医患关系就是很普遍的一种生命社会关系。
[4] 谈大正：《当代生命法学的特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 赵震江：《科技法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506页。
[6] 即指2001年2月由卫生部制定和发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个部门规章。
[7] 从法理上来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审议通过的规范性围歼才可以称为法律。其中，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一般法律。
[8] 乔克裕：《法理学教程》，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261页。
[9] 张根大、方德明、祁九如：《立法学总论》，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