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公证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1月18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证行为，发挥公证机构的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预防和减少纠纷，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法证明法律行为和有法律意义的事件、文书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
第三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务，应当尊重事实，遵守法律。
第四条 公证机构依法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公证员执业，应当遵守法律和执业纪律，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第六条 公证实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公证员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第七条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的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实行独立核算的法人。
公证机构之间无隶属关系。
第八条 公证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或决定。
第九条 公证机构实行主任负责制。公证机构负责人必须由取得公证员执业证的人员担任。
第十条 公证员是指通过国家组织的公证员资格考试或考核，取得公证员执业证，在公证机构专门从事公证业务的人员。
第十一条 实行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登记、执业注册制度。未经登记、执业注册的，不得执业。
实行公证机构登记和执业公证员的年检注册制度。未通过年检注册的，不得办理公证事务。

第三章 公证业务
第十二条 下列法律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
（一）合同的设立、变更、终止；
（二）委托、遗嘱的设立、变更和撤销；
（三）财产的分割、赠与、转让、租赁，放弃继承权的声明；
（四）赡养、遗赠扶养协议；
（五）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转让；
（六）票据的背书、拒绝承兑、拒绝付款；
（七）拍卖、招标、投标、评奖、开奖；
（八）债务的担保；
（九）城镇房屋的继承、买卖、赠与、抵押；
（十）婚前财产登记、夫妻财产约定；
（十一）收养关系的成立、解除，亲子认领；
（十二）其他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十三条 下列有法律意义的事件、文书，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民事权利；
（二）公民的出生、生存、居住、死亡、身份、学历、经历、职务、职称、婚姻、亲属关系、国籍、曾用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章程、法定代表人资格，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信或经营状况、债权债务情况和财产的清点、评估、清算；
（四）合同或者其他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五）文书的副本、节本、译本、影印本与原本的关系；
（六）不可抗力事件；
（七）其他有法律意义的事件、文书。
第十四条 下列行为、事件、文书，一方当事人申请公证的，应当公证：
（一）国有企业的租赁、联营、兼并、产权出售及拍卖；
（二）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
第十五条 下列行为、事件、文书，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
（一）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代管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安置协议；
（二）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租赁、抵押合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四）政府采购中的招标投标活动；
（五）商品房的预售合同、分期付款协议；
（六）依法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奖券、彩票的开奖；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公证的其他行为、事件、文书。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权文书，公证机构可以应债权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一）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议；
（二）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第十七条 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一）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
（二）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
（三）各种借据、欠单；
（四）还款（物）协议；
（五）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
（六）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
第十八条 对可能灭失或者今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
第十九条 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提存公证。
第二十条 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与公证有关的法律事务：
（一）认证事务；
（二）遗产的清点，遗嘱或者其他文书的保管；
（三）样品封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符合国际惯例的与公证有关的事务。

第四章 公证管辖
第二十一条 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件发生地公证机构管辖。
第二十二条 不动产的公证事项，由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管辖，但遗嘱、委托、声明中涉及的不动产，由当事人住所地或者行为地的公证机构管辖。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就同一公证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申请公证的，由最先接到书面申请的公证机构办理。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公证，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因特殊原因不能办理的，由省司法行政部门指定的公证机构办理。
第二十五条 公证机构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五章 公证程序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公证的，应当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申请。但委托、声明、赠与、遗赠扶养协议、遗嘱、收养等与公民人身有密切关系的事项，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申请。
第二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公证申请，公证机构应当受理：
（一）申请事项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
（二）当事人对申请事项无争议；
（三）申请事项属于公证业务范围；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公证机构管辖。
第二十八条 公证机构应当自收到公证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九条 公证员办理公证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该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与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
公证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公证员的回避由公证机构负责人决定。
本条规定适用于公证工作中的辅助人员。
第三十条 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在公证文书批准前，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人员回避，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身份、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申请公证的事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有疑义的，公证机构应当要求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举证有困难的，公证机构可以接受申请人的委
托，调查取证。
第三十二条 公证员凭公证机构出具的介绍信和公证员执业证，可以就公证事项进行调查，查看有关的档案、材料，进行现场勘验。公证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有关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
第三十三条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证事项，公证机构应当在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15日内出证。疑难复杂、申请人举证不足或者需要调查核实的公证事项，出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
因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公证机构无法工作的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期限。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拒绝公证，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一）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
（二）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事实。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终止办理公证：
（一）因申请人的原因致使公证机构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无法出证；
（二）公证文书生效前，申请人撤回公证申请；
（三）申请人死亡或者申请公证的法人、其他组织终止，继续办理已无意义。
第三十六条 公证机构负责公证审批的人员批准公证文书的日期为出证日期。公证文书自出证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七条 公证文书由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到公证机构领取；到公证机构领取有困难的，可以由公证机构邮寄送达。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领取公证文书，应当在公证文书送达回执上签名或者盖章。邮寄送达的，以邮寄回执上注明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三十八条 公证机构发现出具的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的，应当予以撤销。
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的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的，应当责成公证机构撤销，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公证文书的，公证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撤销或者不予撤销的决定。
第四十条 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公证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公证申请、拒绝公证、撤销公证文书或者不予撤销公证文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六章 公证文书的效力
第四十一条 公证文书自出证之日起即具有法律上的证明力。
第四十二条 经公证机构依法证明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文书，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以及仲裁机构认定事实的根据。但人民法院认定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对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构。

第七章 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公证机构、公证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五条 公证人员依法办理公证事务，必须保证公证文书的质量，不得违反公证真实、合法的原则，不得兼任与公证员职责相违背的其他职务，不得利用办证之便非法索取、收受金钱、实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四十六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按照国家标准和省定标准收费。
公证机构、公证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对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可减免收费。
第四十七条 公证机构应当建立责任赔偿、公证文书质量监督、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第四十八条 公证机构应加强经费管理，建立事业发展基金、赔偿基金和福利基金，接受财政、审计、物价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公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6个月至1年的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公证管辖的规定办理公证事务；
（二）擅自提高或降低公证收费标准；
（三）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公证程序出具公证文书；
（五）因过失出具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文书；
（六）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经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撤销而不予撤销的。
第五十条 公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国家、集体利益或者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至1年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公证员执业证书，并
追究公证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一）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二）出具虚假公证文书，或者因过失出具错误公证文书；
（三）利用执业之便，索取、收受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侵吞、挪用提存款、物或者公证机构保管的其他财物；
（五）其他违反公证员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一）、（二）、（三）、（四）项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公证机构出具错误公证文书，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公证员追索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证文书或者导致公证机构出具错误公证文书，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公证机构依法履行赔偿义务后，有权向其追偿。
第五十二条 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被依法撤销的，应当将收取的公证费退还申请人。但由于申请人的过错造成公证文书被撤销的除外。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应当申请公证而未进行公证，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冒用公证机构、公证员名义进行证明活动，伪造、变造公证书、公证机构印章，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1月18日
浅谈哈特的“规则说”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李响


　　摘要：近一两年，发生了很多引人争议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的定案，不同的人出发的角度不同，结论不同。从哈特的“规则说”角度出发，采用的承认规则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本文拟从哈特的“规则说”入手，浅谈这一理论对现代社会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从哈特的“规则说”谈理论与实践如何更好的结合。
关键词：承认规则 内部陈述 空缺结构


一、“规则说”概述
　　哈特是现代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等古典分析法学派的一部分思想，认为法律应该与道德相区分。但是哈特也对奥斯丁提出的“法律是一种命令”提出了批判。哈特认为，“命令说”无法完整的诠释法律内涵和外延，首先，法律不仅仅限定被规范者的行为，同时制定者本人也要遵循法律。其次，法律不完全都是命令性规则，还有授权性规则。所以，哈特在对奥斯丁的“命令说”进行了批判后，提出了法律是一种规则这样一种新的观点。哈特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由两类法律规则构成的。即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
　　第一性规则为人们设定了义务，要求人们做或不做某种行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它属于强制性规范。“将法律当做强制性命令的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基于对以下事实完全正确的掌握，即凡有法律之处，人类的行为在某个意义上就不是随意的，或者说是‘具义务性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哈特虽然对命令说提出了批判，但是并没有摒弃法律的强制性，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第一性规则很明显是传承了古典分析法学派的思想。
　　在提出了第一性规则之后，哈特假设了一个没有立法机构、法院或任何种类之官职的社会。他将之称为科予义务之初级社会，之后他便对这种社会进行了分析。针对这种仅有第一性规则的社会他提出了三方面缺陷：不确定性、静态性、用以维护这些规则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不确定性是指缺乏权威的标准来确定哪些属于规则、以及某个规则的精准范围。静态性是没有任何改变固定的规则的方法，使法律无法适应情况的变化。而用以维护这些规则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是指缺乏权威的机关来最终的、权威性的决定规则是否被违反。
　　哈特把这样的社会称为前法律世界，要从前法律世界走向法律世界，就要克服前法律世界中的三个缺陷。“针对每一个缺陷所实行的补救办法本身，都可以认为是从前法律世界进入法律世界的一步。因为每一种补救都随之带来了贯通于法律的因素；这三种补救合起来无疑足以使第一性规则体制转换为无可争议的法律制度。”
　　因此哈特提出了承认规则解决不确定性；改变规则解决静态性；审判规则解决分散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
（一）承认规则
　　承认规则是一种最终规则，它是其他规则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承认规则本身是一种事实，它存在于法体系的实际运作内。在法体系的日常运作中，承认规则并未被陈述出来，其存在显示于特定规则被鉴别出来的时候。即承认规则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承认规则相当于比赛中的得分规则。在比赛过程中，决定哪些行为构成得分的一般化规则很少被详述出来；相反的，此种一般化规则往往就被裁判或球员直接使用。在特定案件中，人们会直接使用第一性规则，而不会再陈述第一性规则有效的权威性标准即承认规则。因此，承认规则是法效力的判准，鉴别法律是否有效，它最直接的体现是：“法律规定如何……”，这样便承认了第一规则的有效性。它是法体系中的最高判准和最终规则。一个法体系内的其他规则的效力都要通过承认规则被确证，至于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加以具体阐述。
那么承认规则又是如何来确定法律的有效性呢？它是通过第一性规则所拥有某一般性特征来鉴别某一规则的有效性的。在根据一般性判断，有多种规则可以适用时，承认规则也会包含安排优先顺序以解决第一性规则间可能发生冲突的规定。所以承认规则是衡量政府官员行动的共同的、公共的标准。在处理特定案件时，政府官员要按照承认规则确定法律的有效性，合理适用法律，不能任意猜测。
（二）审判规则
　　审判规则是授权个人对特定情况下第一性义务规则是否已经被破坏的问题做出权威性决定。它是在通过承认规则确定了法条的确定性后由法官进一步解释法条是如何应用于个案的。即由权威机关给予特定行为一个权威性的、最终的评价。解决了分散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审判规则不仅有审判主体方面的规则，也包含了审判程序方面的规则，因此法官必须依照审判规则行使审判权。法官审判在特殊案件发生时显得更为重要。
　　法律是一般化的规则、标准和原则，它的语言都是具有概括性的，它具有开放性结构。能够在人群中传播，让大家根据法律的描述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预期，知道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不违法的。但是人类立法者不可能预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情况的组合。所以我们的法律并不能涵盖所以可能会发生的行为。在特定事例发生后规则能否被适用（规则的语言似乎只界定出权威性的例子，也就是那些由正常情况所构成的例子）要看当前的个案在相关性上是否与正常情况“足够”相像。
　　于是产生了两种需求：第一种需求是确定规则的意义，使私领域的个人能够在大部分的行为领域中，都能够可靠地把规则适用在自己身上，而无需随时等候官方对行为的指示或官方对如何权衡社会议题的指导第二种需求是把出现于个案时，才能被妥当了解和解决的议题留给咨询充足的官员来进行选择而加以解决。
　　在特殊个案发生时，不同的人对于法律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所以这时更需要一个权威的标准来评价具体行为。审判规则正是赋予了法官审判权，让法官在此时作为权威机关给予权威的标准，但是作为审判规则授权的主体此时更需要受到审判规则程序方面的约束，严格依据审判规则评价特定行为
（三）改变规则
　　改变规则授权给某个人或一些人，为整个群体的生活或其中某一阶层的人的生活引进新的初级行为规则，以及废止旧的规则。改变规则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授权国家机关以立法权力，制定新法、废除旧法。第二，授权私人以签订合同、订立遗嘱、转让财产、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改变规则规定了谁是“立法者”又界定了立法所需遵循的程序。“立法者”须按照改变规则的要求改变旧的初级规则。
　　首先，在授权国家机关立法权方面，我国改变规则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立法权”，即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出台新的“初级规则”或改变旧的“初级规则”。例如《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就对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予以了充分的补充说明，单就管辖问题就出台了三十七条规定。但是司法解释的出台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这也是改变规则在程序方面的要求。
其次，对于其他群体，以《公司法》中的相应规定为例。《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可以通过章程改变法律的规定，但前提必须是在法律明文规定可以通过章程加以改变的情况下，且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改变。这样的规定赋予了股东这一群体制定公司内部的一些“第一性规则”的权利。但是他们同样要遵循《公司法》中关于制定程序方面的规定，并且他们制定的章程内容也不能与《公司法》相冲突，这就是改变规则对于他授权的群体的约束。
　　改变规则相对于承认规则与审判规则较难进行。它发生在实施法律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续造法律的过程。

　　综上所述，第二性规则是为了合理的、恰当的适用第一性规则。哈特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分析实证的魅力，一切理论的提出均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提出也是为了能够实现自然法学派提出的公平正义等抽象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哈特的这一理论拉进了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距离。对于现实的司法实践来讲，哈特的规则说也在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哈特的理论同样存在着局限性，这一点，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进行具体阐述。
二、承认规则的效力
　　承认规则的提出是哈特的规则说中的亮点。承认规则作为其他规则评判的标准，它是这一理论存在的基础。因此对于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如何验证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哈特明确表示他的承认规则是否存在、是否本身有效力是一个经验的事实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是否有大体的实效问题”。 哈特并没有将承认规则的效力问题制度化，而是将它建立在社会实践当中，因为这样建立在现实之上的承认规则更可靠。
　　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有两种评判方式，一种是外部陈述，一种是内部陈述。所谓“外部陈述”是“观察者的态度”，“指的是一个人从外部记录‘某个社会群体接受此等规则’的这个现象，但他自己并不接受这项规则的态度”。 所谓“内部陈述”，是法院和官员们在司法实践中自觉接受某一法律规则的指导，以及其他人对于某项规则的接受，这时的承认规则就作为了他们行动的指导，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某项规则的事实上的承认。
　　因此，承认规则就是在内部陈述与外部陈述中产生的。在司法实践当中，针对某一类具体的案件，不断的运用相同的内部陈述与外部陈述，久而久之，也便形成了一套规则，这就是承认规则，并没有制度层面上的东西，而是基于司法实践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规则不是被陈述的,它的存在或效力标准是通过法院或其他官员确认特殊法律规则的方式显示出来的。法律的内在观点与法律的效力直接关联,法律只有具备了内在观点,法律才存在,才有效力。”
三、承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在一般的案件当中，承认规则的适用是确定的，这时，承认规则发挥的是指导的作用。“在作出内在陈述时,如果一个被采纳了的承认规则的这种使用被理解,并细心地把它与关于该规则被接受的事实的外在陈述相区别,那么,有关法律的‘效力’观念的许多模糊不明之处即可消失;因为‘效力’一词最经常地运用于这种内在陈述中,运用于一个法律制度的特定规则,即一个未明确说明但却被接受了的承认规则。”
因此，在一般公民运用不同的承认规则适用不同的具体法律规则时，法官应当适用正确的承认规则对规则作出选择。这一过程即是对承认规则的遵守，也是对承认规则效力的肯定。承认规则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因此，法官及政府官员对承认规则的遵守尤为重要。但在我国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中，承认规则并不能被遵守，这样也使我国的司法进入了一定程度的僵局。
（一）许霆案
　　许霆案中，终审的法官并未改变对许霆罪名的认定，依然将许霆的行为认定为是盗窃罪。而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对于盗窃罪的的认定，有这样三个要点：一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客观行为为秘密窃取，三是窃取的对象是他人财产
1．主观目的
　　许霆虽然在主观上有占有这17万元的目的，但是，客观方面不具有秘密窃取公私财产的行为。我们对秘密窃取的解释是：自认为不被财产所有人、保管人发现的情况下，窃取他们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盗窃通常是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
2．客观行为
　　许霆以实名工资卡到有监控的自动柜员机取款。既没有篡改密码，也没有破坏机器功能，其行为对银行而言是公开而非秘密的。许霆取款是经柜员机同意后支付的，其行为是正当的、合法和被授权的交易行为。
3．对象
　　ATM机本身确实是银行的，但是那机器里的一个帐户却是独属于许霆的。许霆是拿自己的合法的银行卡，以一个正常客户的身份操作该ATM机，进入自己的账户，提取自己账户上的钱。许霆在自己的帐户里“拣”了17万多元，其行为无从认定是“秘密窃取”的行为。因此，许霆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不成立盗窃罪。
　　但是法官并没有按照盗窃罪的一般特征来鉴别规则，而是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解释法条，判断许霆的行为。这明显违反了承认规则。按照承认规则，应当依据民法中的不当得利评价其行为。不当得利的一般特征是没有合法依据，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利益，许霆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同时他的确获得了其不应获得的钱财，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此应将其行为认定为民法上的不当得利，通过民事程序即可解决。
（二）孙伟铭案
　　这样违反承认规则进行裁判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孙伟铭的案件上。法院最终还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孙伟铭后面的行为是故意而为的。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孙伟铭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只能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一罪论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口袋罪名，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这样适用法规的承认规则，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法官及政府工作人员对承认规则的遵守对于一国的司法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承认规则的效力一方面体现为对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也在创制着新的承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