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艾滋病是我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也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规划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计划和实施方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要高度重视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切实加强领导，落实各项防治措施，
保证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如期完成。


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艾滋病是一种目前尚无有效治愈办法、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它在全世界的广泛流行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将艾滋病感染率一直控制在世界较低水平。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艾滋病的迅速传播，我国艾滋病感染率已呈逐年大幅度上升趋势。世界各国艾滋病流行态
势及防治经验表明，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是一项刻不容缓、复杂而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全社会参与并实施综合治理。为促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失时机地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增强全社会抵御艾滋病的能力、减轻艾滋病给人民健康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
的危害，在总结国内外防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
一、背景
我国自1985年6月发现第1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至1998年6月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676例，其中，艾滋病病人301例，死亡174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青壮年，分布在我国西南、西北边疆地区以及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
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带。研究证明，艾滋病病毒是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妊娠、分娩、哺乳）三种途径传播的，其流行因素复杂，传播迅速。上述三种传播途径在我国均存在，其中以共用注射器吸扎毒导致的血液传播为主，且传染迅猛；经性接触和母婴传播亦逐年增多。据国内有关专家
以组分法和德尔菲法测算，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30万人。以此为基础，用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加倍时间法推算，到200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超过120万人。性病作为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自70年代末以来，报告病例数逐年
增加，1989－1992年间平均增长率在11．27％－13．79％，而1993－1995年间增长率在20．58％－24．75％。1997年报告病例数46万人，发病率为37／10万，比1996年增长了15．81％，在各类传染病发病率排序中仅次于痢疾、肝炎，
居第三位。由于多数性病病人到私人和非法诊所就诊，性病病例漏报严重，根据部分地区调查估算，实际患性病人数是报告病例数的5－10倍。全国艾滋病监测资料表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性乱人群中增长加快。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成立了国家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专家咨询组织和协会。在各级党政的领导及有关部门与社会团体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了一支以各级卫生防疫部门为主的防治队伍，积极开展艾滋病监
测，初步摸清了艾滋病在我国的分布与流行状况，并且探索制定了一些适宜的防治对策、措施和相关法规、规范，组织了大量的培训、宣传教育、科研和国际合作等工作。
但是，我国目前阻止艾滋病流行的能力仍然不足：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对艾滋病在我国广泛流行的可能性、危害性认识不够；多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参与的防治局面尚未形成；公众普遍缺乏预防知识；预防与控制及科研投入不足，医疗保健服务能力有限，疫情监测、采供血管
理及医源性感染预防工作薄弱；专业人才匮乏，且缺少有效的艾滋病、性病防治经验和方法，大多数医疗卫生机构的医护人员尚不能提供规范的艾滋病、性病诊疗服务。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周边国家的艾滋病流行日趋严重；国内流动人口数目庞大且难于管理；吸毒、卖淫嫖娼活动在
短期内难以禁绝，所以我国艾滋病加速流行的趋势十分严峻，预防与控制工作亟待加强。
二、指导原则
（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中关于加强重大疾病防治的要求，强化
预防控制措施，减少艾滋病流行，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做出贡献。
（二）落实经国务院批准、由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的各项措施。加强领导，督促部门合作，动员全社会参与。完善宣传教育、法制管理、监督监测及医疗咨询服务相结合的综合防治策略，加强艾滋病防治的科学研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三）加强宣传教育，改变人群中危险行为，控制艾滋病病毒经性接触和经吸毒途径的传播；规范性病防治管理，落实性病监测和防治的各项措施；严格控制艾滋病病毒经血液、血液制品及医源性传播；营造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减少艾滋病对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影响
。
（四）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标本兼治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在控制上以预防为主，在预防上以宣传教育为主，在实施上以经常性工作为主，在研究上以应用研究为主。
三、总目标
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在全社会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到2002年，阻断艾滋病病毒经采供血途径的传播，遏制艾滋病病毒在吸毒人群中迅速蔓延的势头；力争把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15％
以内。到2010年，实现性病的年发病率稳中有降；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
四、工作目标
（一）建立健全领导管理体制。
1．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把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建立由政府领导负责和有关部门参加的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领导组织或协调会议制度。
2．在流行严重的地区，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有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年度工作计划，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配置必要的部门、专（兼）职人员负责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管理工作。
（二）全民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减少重点人群（吸毒者、卖淫嫖娼者等）中的相关危险行为。
1．到2002年，全民预防艾滋病、性病知识知晓率在城市达到70％以上，在农村达到40％以上；在高危人群中达到80％以上。
2．到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入学预防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发放率达100％；普通初级中学要将艾滋病、性病预防知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学校开课率为100％，县（市）或以上学校的开课率为85％以上，乡（
镇）或以下学校的开课率为70％以上。
3．中央及地方主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介应将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纳入工作计划，到2002年以前，做到定期刊播有关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文字或节目。
4．到2002年，在100％的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和80％的监狱、劳教等收容场所中，要开展艾滋病、性病的预防教育。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及流动人口聚集的场所和组织出国人员较多的单位要必备有关的宣传资料。
5．到200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完成一个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健康促进示范社区的建设。
（三）建立健全艾滋病、性病监测系统，力争做到准确、及时地分析、预测疫情及流行趋势。建立艾滋病、性病防治服务体系。
1．到2002年，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卫生防疫机构内设立一个规范化的确认实验室，艾滋病流行区的地（市）至少要有一个医疗卫生机构具有检测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能力。到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个高效的艾滋病监测系
统。
2．到2002年，全国所有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达到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建立起有效的质量保证系统和监控机制。
3．到2002年，全国大中城市和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地（市），应在现有医疗机构中完善一所具备为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能力的医院，同时完成各类医疗卫生人员艾滋病专业知识培训。
4．到2002年，85％以上的医疗卫生人员接受过性病专业知识的短期培训，85％的县（区）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能为性病病人提供规范的诊断、治疗、咨询等医疗保健服务。到2005年，将性病防治、监测和健康教育纳入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四）加速艾滋病的检测试剂、治疗药物、疫苗及与制定防治对策相关的流行病学、社会学、行为学及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力争有一部分项目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并且有一部分成果用于防治实践。
1．到2002年，开发成功国产艾滋病病毒抗体确认试剂，使初筛试剂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到2010年，做到艾滋病病毒抗原、免疫和临床诊断试剂国产化，力争达到国际同等水平。
2．到2002年，建立起艾滋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基地；到2010年，在抗艾滋病病毒和免疫增强类药物的研制及治疗方法的研究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研制出针对我国艾滋病病毒主要流行株的疫苗并完成临床试验。
3．到2002年，完成我国艾滋病传播预测模型的研究，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各类人群行为干预（包括知识普及程度和行为转变程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五）建立和完善艾滋病、性病防治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
1．到2002年，制定和完善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明确政府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在艾滋病控制中的责任以及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权利和义务。
2．建立和完善各有关法规的执法监督和管理机制。依法取缔非法采供血活动和非法性病诊疗活动。
五、行动措施
（一）加强领导，实施综合治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落实规划的各项措施和指标要求。及时了解掌握当地及邻近地区艾滋病、性病疫情动态，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并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与评价，切实研究解决工
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卫生、宣传、教育、民政、公安和司法等有关部门应制定本部门的具体行动计划，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实施综合治理。坚持政府投入为主、分级承担、多渠道筹资的原则，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统筹安排落实规划所需经费，根据实际情况
增加经费投入。同时，还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国际援助，拓宽投资渠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区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有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开展艾滋病病人的家庭护理和心理咨询服务以及针对有高危行为人群的预防宣传教育活动，尽可能为艾滋
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在减少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亲属、家庭成员的社会歧视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二）落实规划目标，实行分类指导。
促进大众传播媒介及遍布城乡的宣传教育网络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提高医疗卫生系统艾滋病、性病防治服务能力及严格采供血管理是落实规划近期的主要任务。青年和妇女以及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为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根据当地和相邻地区艾滋病、性病流行与危险因素的情况（如性乱、吸扎毒人群和流动人口等）以及当地预防、控制、监督和监测能力，明确本地区、本部门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优先干预措施。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区，实行分类指导。在尚未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性病发病率较低、高危人群数量较少的地区，要提高警惕，建立和完善监测系统，抓紧专业人员培训及预防知识的普及教育。在已经发现较多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病发病与高危人群数量较多或增加迅速的地区，必须全方位开展工作，全面落实规划的各项防治措施。要有高度
有效的领导、协调和防治监督管理体制，健全的监测和医疗保健服务系统，尽快普及艾滋病、性病预防知识，把转变人群中高危行为作为防治工作的重点。
（三）加强宣传，增进群众防病意识。
大众传播媒介及各宣传教育单位有义务承担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任务，特别是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的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介应无偿提供宣传服务。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经常性和突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深入开展对一般人群、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各项宣传教育活动。
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承担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的宣传责任，结合本部门的宣教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对本系统职工和各类相关人员的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活动。各类高等和中等学校要将预防艾滋病、性病知识列为学校健康教育或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
重要内容，向学生讲授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应在新生入学体检时，分别向学生发放预防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医疗卫生机构、采供血机构、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机构要主动开展预防知识宣传和咨询服务，为其他部门和单位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供教
材、资料和技术帮助，形成宣传教育的服务网络。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疏导为主。在广泛宣传艾滋病、性病基本预防知识的同时，进行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观念和性道德、性健康教育，把预防的方法教给群众，提高其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对高危人群要加强禁毒禁娼等
法制教育，促使其改变不良行为。要积极推广使用避孕套，宣传共用注射器的危害。
（四）依法管理，强化监督、监测。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等有关法规，实行全民无偿献血，进一步加强对采供血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的治理整顿，加大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活动的力度，切实落实对供血者、供血浆者和血液、血液制品的检测及监测措施。加强对医疗
卫生机构控制医源性感染工作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艾滋病病毒经采供血或输血和医源性传播的责任者，要依法严肃处理，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对艾滋病、性病疫情进行监测，提高现有艾滋病、性病监测系统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加强质量控制，使其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疫情
变化动态。完善艾滋病、性病医疗保健服务和咨询服务工作。严格对性病诊疗市场进行治理整顿，提高性病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实行保密服务，减轻病人负担。及时总结和推广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办法，修订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减少性病的发病与传播。
要加快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法规的立法进程及其他相关法规的修订工作。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逐步完善艾滋病、性病防治的法制体系。
（五）健全机构，加强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现有预防医学科研、卫生防疫、卫生检疫、性病防治、采供血和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加快国家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设。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现有卫生防疫等机构的内部，强化艾滋病防治的专业功能，加强技术力量、设施装备，改善工作条件，使之能够承担起艾滋病
监测、宣传教育、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等工作任务。加紧省、地（市）、县（市）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各级采供血机构中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实验室的建设，有步骤地、科学地增加艾滋病监测哨点，逐步使性病防治、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等机构参与和承担相应的艾滋病监测与防治
工作。
要有计划地采取多种方式，加紧对不同层次的从事艾滋病和性病防治、科研、宣传教育及管理等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艾滋病和性病诊断、治疗、护理、监测、宣传咨询技术及防治管理的工作水平，逐步建立一支与防治任务相适应的专业队伍。制定鼓励专业人员献身艾滋病防
治事业的政策，改进专业人员的工作条件，改善其生活待遇，稳定专业队伍。
（六）加强科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加强科学研究、依靠科技进步是深入有效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键。继续将艾滋病科研项目列入国家重点攻关计划和《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优先项目。科学研究应结合落实本规划，坚持为防治工作服务的方向，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优势，重视发挥专家委员会
在科研中的咨询、指导作用，抓住重点和关键性技术问题，集中各学科、各领域的优秀人才，组织科技协作攻关。在有条件的地方，科研管理部门也要将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应用性研究纳入当地科研规划，给予资金支持。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和推广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及成功经验，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和援助；同周边国家建立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合作关系；参加全球艾滋病控制策略的实施并做出贡献。
六、考核与评价
为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实行规划目标考核与评价制度。通过自查、抽查、中期考评和终期考评等办法，对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督促指导各项规划目标的贯彻实施，并及时根据考评和变化情况调整规划目标及各项策略和措施。各地要逐年度进行自查，做好年度总结。自查方案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制定，向当地政府艾滋病防治领导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国家将不定期对各地区、各部门执行规划的情况进行抽查，将在2002年、2005年进行规划的中期考评，在2010年进行规划的终期考评。对2002年以后的工作指标，将根据中
期考评情况进行调整。中期和终期考核评价方案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
（注：本规划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和澳门地区）



1998年11月12日
　　为全面贯彻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公安部近日发布了全面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并与《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程序规定》在公安刑事执法的基本任务中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严禁刑讯逼供”写入总则。这对于规范侦查办案程序，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据悉，2012年12月22日，来自公安部、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法学专家、律师等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就刑讯逼供的防范进行了深入探讨（见2012年12月24日重庆法制报转载新华社报道）。表明刑事侦查的最高主管部门已经对刑讯逼供问题引起高度重视，预示着刑讯逼供的防范与反制工作将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笔者看来，刑讯逼供作为非法办案现象产生于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之中，理所当然地应致力于侦查环节的防范与反制。而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表明了防范与反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笔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望专家、学者与同行赐教。

　　一、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立足点：努力提升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

　　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在侦查人员身上发现三种不正确的执法理念：

　　一是职权主义。职权主义是一种以我为是的官本位主义。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可以随便动用公权处置私权领域的人和事，主要表现即为老子天下第一，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怎么着都是正确的，无视他人的合法权益。改变这种理念，就是要变职权主义为当事人主义，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变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为依法办案依程序办案。公安机关本身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就侦查而言是司法机关，就治安等管理而言又是行政执法机关，但两种职权不能混用，不能在侦查的司法之中动用行政管理的命令手段去对待当事人。

　　二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是封建制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刑事诉讼原则，即在审判机关对被控告的人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就将其视之为犯罪人。只要被控告之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以有罪论之。这在欧洲中世纪最为典型（参见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310页）。中国封建社会的有罪推定可以在《唐律疏义•断狱》中找到记载，其“疑罪”条中即有“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的规定即属有罪推定。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上有罪推定的历史相当长，因而对以后各时期刑事侦讯影响至深。时下最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嫌疑人当作犯罪人，认为不供述罪行就是拒不认罪，于是随便训斥甚至施以拳脚；二是只搜集有罪证据，对无罪的罪轻的证据不予搜集。为遏制有罪推定观念的蔓延，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在一定程序上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并未根绝，以致于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不断发生，极大的损害了中国司法之形象。

　　三是轻信口供。口供在罗马法中被称为“证据之王”。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被告人的口供被法定为完全证据，成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不得定案，因而取得口供多系严刑拷打之结果。即使在中国，被视为“青天”的包公海瑞，也同样不乏严刑逼供的作法。我国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专项整治，在初期及中期阶段亦不乏其例，以致后来纠错的案件较多。虽后经长时间整改，情况大有好转，但仍然时有发生。办案人员轻信口供，行动上就会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的搜集查证，认为只要嫌疑人开了口就万事大吉。事实上，嫌疑人口供往往是有水分的，甚至可以误导办案人员促成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庭审时主要是以赵作海在公安侦查阶段形成的9份认罪杀人的口供笔录定案的，结果是所杀之人又奇迹般地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家中，令国人十分震怒。

　　空间的距离从来就不是问题，观念上的距离最为可怕。上列问题，反映了三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所以，防范和反制刑讯逼供，必须整顿办案思想，重树正确的办案理念。不如此，再好的防范措施皆无济于事。

　　二、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着力点：创新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控机制

　　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之大修，各级公安机关都在采取措施，改革侦讯制度，强化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的力度，这是值得称道的。笔者认为，综合全国情况，以下制度机制，应作为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的着力点：

　　一是隔离讯问机制。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在12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与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介绍，为严格防范刑讯逼供，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建立完善了提讯、提解、讯问室物理隔离和换押等制度机制。被羁押人被提训前后和押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时，严格实行体表检查制度。笔者认为这些制度设计有较强的适用性。实行审讯点的物理隔离，可以防止侦训人员与被讯问对象的直接身体接触，比如安装玻璃墙、设置视屏讯问装置等，既能让侦讯人员看得见被讯问对象的表情和情绪，又阻却了双方直接的身体接触，有效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提解制度的优化及返回体表检查有其制度的适用性，但笔者认为应当以就地讯问为原则，以个别异地提讯为例外，这样既可以减少提押环节，节约司法资源，又使监所内设的讯问室能置于监所管教人员及驻所检察人员的监视之下，防范效果应当更佳，而且这原本就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直接要求。有报道称，目前北京市的看守所均在监区内设有专门的讯审室，在押人员与办案人员分别通过两条独立通道进入讯问室，各讯问室皆实行物理隔离。这种就地讯问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二是讯问监控机制。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已经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这是刑事诉讼的程序立法首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制度要求，充分表明了国家立法机关对于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吸纳了社会反响，采取了立法规制。据记者对北京市看守所监区情况的了解，北京市的监区设立的讯问室，分别由办案部门和看守所的两套独立监控系统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监督。笔者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即使办案单位的监控失灵、损坏或人为剪接，另一单位的监控仍然可供调用。另外，法律规定讯问监控分为“可以”和“应当”两种情形，“可以”实行监控是指一般刑事案件，“应当”实行监控则指可能判处无期、死刑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实行无条件讯问监控。这并不是等于说一般案件就完全不实行讯问监控，只要条件具备、条件允许，仍然可以实施监控监督。

　　三是律师监督机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该条被称之为“律师介入提前”的立法规定，改变了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只能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阶段介入的情形。有理论称此为“辩护监督”，但一般辩护人不能介入侦查活动，只有律师能够介入，故笔者称此为“律师监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和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关于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与职责的立法规定，为保障被关押人员的正当权益，发挥律师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制度之功能若能充分发挥，对于防范和反制刑讯逼供必起重要作用。

　　四是检察监督机制。现今法律的完善已明显重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无论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无论行政诉讼还是案件执行，法律均已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应当具有这种职能，更应当充分发挥好这种职能。监所检察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监督职能之一，专门设有驻监狱检察室、驻看守所检察室，专施对监管秩序的监督，以保障关押人员的合法权利。检察人员只要认真履行职责，定能有力防范和反制对犯人的粗暴虐待，对在押人员的刑讯逼供。根据笔者20年的刑事审判经历所知，驻监所检察人员最大的问题是不严格履行职责，因为看守所管教人员、公安侦训人员都是与检察机关长期打交道的人员，熟人之间面不过情，言轻了不顶用，言重了又得罪人，所以有些检察人员对管教虐待犯人、侦训刑讯逼供等不法行为往往睁只眼闭只眼。这种行为必须纠正，必须强化检察监督的质量。如果在检察人员眼皮底下发生了刑讯逼供，应当依法追究检察人员的渎职责任。

　　三、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之管控点：构建内部问责与外部举报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正告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阻力）的地方才休止。”此论用以对照侦查人员动用国之公权发生刑讯逼供现象并不为过。任何权力都离不开监督，侦查权更不能例外。

　　就一个社会而言，对司法、执法人员的监督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监督，二是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以纪律约束为手段，外部监督则以检举控申为途径。实践证明，这两种监督一旦呼应协调，配合有力，往往很起作用，不少腐败现象的暴露多出于此，而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当然亦不例外。

　　从内部监督看，令人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内设的纪检、监察机构，似乎不大管办案人员在侦训之中侵犯嫌疑人员的人身权利，倒是对他们有否贪贿等行为十分认真；对他们在公共场所有失警官身份的行为紧追不放，处理也从不手软；而对于办案中的刑讯逼供方面的反映，对于只搜集有罪证据和罪重证据、不搜集无罪或罪轻证据等，往往不感兴趣。这是笔者从事刑事审判20年最明显的感受。而且，一旦因刑讯逼供出了人命，往往超常处理，要么下重手处置，以示对此类事件决不容忍；要么避重就轻处理了事，以示领导的仁慈与同情。1986年春夏之交，当时属四川管辖的奉节县吐祥区一农户芋角（干魔芋片）被盗，因临近湖北恩施州的某农民从房前路过，该区派出所将其带至派出所交待，但其拒不认罪，讯问人员吼道：“你放老实点，不然要吃大亏的”！随后将其关押，锁房下班。次日清晨发现该农民自缢死亡。该所所长卢某系从警30多年的老警察，一生为人厚道，工作任劳任怨，且又即将退休。由于要为此承担责任，恐怕连饭碗都难保，全局上下深为同情，请求县上“一委三长（即政法委领导和公检法主要领导）前往异地协调，言明此事难办，有如“挥泪斩马谡”。但人家的回答是：“只要真是‘马谡’，就当斩”！法律无情，最后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内部监督平时很不到位，一旦出了事只能按责追究，这样的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从外部监督看，主要重视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网络监督等力量。在群众监督方面，应注重构建民众举报的渠道畅通，倾听民众的呼声，重视检举内容的核实处理。刑事逼供的受害人与家属、亲戚及其律师、周围群众，一般对侦查人员的错误行为多有议论，一旦发现决不放过，坚持一查到底，并作出严肃处理，必对内部人员形成震慑力。前面提到的卢所长责任案件就是鄂州群众举报的，且直至举报到中央领导批示处理，地方岂敢怠慢。在媒体监督方面，现在的记者最活跃，几近无处不有，无处不在。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及河南赵作海杀堂兄案被澄清冤情，皆得力于媒体的报道呼应，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力量，运用好了必起整肃队伍依法办案之效。另外，网络监督力量渐成强势，往往一人发贴，百站转贴，万人跟贴，速度快，推力强，影响大。重视这些科技含量的举报途径，必能产生奇效，使一切违法办案现象得以消声敛迹。

　　后语

　　侦查环节有效防范刑讯逼供之发生，使不构成犯罪的案件终结程序，使构成犯罪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即?惩?苏?鲂淌滤咚希??淌滤咚系娜?淘俗?峁┝吮Ｕ稀！缎淌滤咚戏ā纷魑??~诉讼程序保障之基本法，《程序规定》作为国家部颁规章、全国公安糸统的办案守则，此二者同步施行，在防范与反制刑讯逼供上，是对各级公机关的职责要求，也是对全体警官的办案指引，更是对全体侦查人员的履职保护。因此，侦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履行讯问职责：首先，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其在陈述之中，一般不应打断或者干涉；其次，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提出问题，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当拒绝回答时，侦查人员应当宣读该条的规定，进行解释说明，并告知其有责任回答问题。只有当侦查人员的发问与本案无关时，方可以拒绝回答；第三，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告知犯罪嫌人如实供述自已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并当场宣读法律，或交其自已阅读，使之明确法律的规定，端正自已的态度，如实阵述犯罪事实并如实回答问题。这比刑讯逼供的作法胜算得多，也管用得多。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