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徐 卫 东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高度重视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培养

姚建宗在他的著作《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写到：当前，对法治问题的研究，有简约化的倾向。体现在“唯法律论”、“唯立法论”和“唯制度论”上，“而比较缺乏对法律精神层面的法的意识与观念的重视。” 他指出：“在法治化的过程中，那物质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即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构建或引进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①笔者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来体味姚建宗的观点，深以为然。在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认真反思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存在问题
早在党的十五大，已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立下来。但在现实生活工作中，有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实在让人十分担忧。如果不改变现状，而又继续让他们当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这些领导法律素质不高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是有目共睹的。
1、观念落后。仍然把司法机关当作专政的武器，把法律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权利观念匮乏，权力意识膨胀。导致动辄动草率动用大批公安干警介入群体事件，有的甚至把检察、法院干部也直接“拉”上去“对付”老百姓，维护“秩序”，导致矛盾激化。
2、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有的以“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建设是中心”为借口，为保护一方狭隘利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冠冕堂皇地要求司法机关违法办理、处理案件。有的地方官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地方的利益，其实，乃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升迁，而肆意干扰法律的实施。有的，更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而竭力干扰司法，比如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的直接替案件当事人说情，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无形中给办案人员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3、单纯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在这些领导头脑中，民主法制建设几乎没有地位。如果要提及这个问题，那也只是摆摆门面而已。他们不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同样重要的，还有民主法制建设。
4、有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则差到了极点，从事贪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活动。由于领导干部地位的特殊性，他们的犯罪，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戕害，后果是及其严重的。
2004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读了以下内容，确实让人深思一番：“一位多次接受落网高官委托或法院指定，为他们担当辩护人的律师在列举了刘方仁、成克杰等人案件经过后这样写道：以我辩护过的官员犯罪案件的印象，我们好多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党性’远高于‘法律意识’。如刘方仁被移送司法机关以后，他以‘政治经验’认为，如果自己聘请辩护律师，组织上会以为他认罪态度不好，对抗组织。还有的高官怕纪委不怕检察院，责问检察院‘有什么权力找我谈话？’并且提醒他们，‘对我侦查你要注意后果！’而一旦纪委找他，他马上就会服服帖帖，痛哭流涕。有的人在纪委招供了，到检察院又翻供了。” “因此，落马贪官们的‘党性高于法律意识’决不只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法律文化问题，是多年来这些落马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宪法尊严、漠视法律权威所结出的可怕恶果。如果我们不尽快树立起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最高地位，不尽快使我们的全体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树立起对宪法和法律的普遍敬畏，那么，类似落马贪官们‘党性高于法律意识’的怪现象就还会出现。”连处在这样高位置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都如此之低，使人不能不对当今领导干部队伍的依法执政状况忧虑。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初，在党中央举行的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已成为迫切要求。②10年过去了，现在再回顾他的话，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原因分析
造成一些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缺少法治传统，致使领导干部得不到法治的良好熏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法治的历史却短的可怜。我们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是1997年的事。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法治建设也才二十几年。而我国专制的历史，那可堪称世界第一了。各朝皇帝被尊为“受命之君”，总榄一切大权。他的话就是法律，叫作“金口玉言”、“金科玉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③“一人为纲、万夫为柔”④是皇权社会不可逾越的规矩。象西方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我们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阐述这个问题。1866年10月13日，普鲁士大公国（德国的前身）的国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桑苏西宫。他正眺望美丽的风景时，发现前面有一座又残又旧的大风车磨房，便下令拆除。但部下告知，这是私人的。国王命令买下它拆除。但是，磨房主无论如何不肯。国王就派兵强力拆除。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了普鲁士最高法院，诉求赔偿一切损失。法官们毅然裁定：被告人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触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责成被告人威廉一世在原址立即重建同样大小的磨房，并赔偿原告人误工费、各项损失费、诉讼费等费用150元。⑤英国的历史，从亨利一世起，“八百年来，都是缩小皇帝和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的一个演进的历史。” 13世纪英国著名法官亨利·布雷克顿就说过：“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当时，有一位佚名诗人对“法在王上”的传统大加称赞：
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
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
没有光亮人就会误入迷途。
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
……
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
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国王不可以改变确定的法律，
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⑥
生活在17——18世纪的英国另一个著名法官爱德华· 科克则说：“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言的。”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国王认为与他的利益有关并要求法官征求他的意见时，法官在与国王商议之前是否应该中止审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如果发生这种事，我就按照法官应该做的去做。”⑦一次，英国国王要亲自审理案子，但遭到柯克拒绝。科克说：“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和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 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⑧（这和中国的“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的皇帝形成多么大的反差。）草民起诉皇帝，法官拒绝国王办案，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简直是天方夜潭。违抗圣旨，那是要掉脑袋的，甚至可以灭九族。孔孟之道赋予了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无条件服从。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⑨这种封建专制历史文化的沉淀，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让我们的法治大厦建设，不得不在困难地清除历史遗迹的基础上，艰辛地进行。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民当然很不可能受到法治文化的良好熏陶，政府官员也不例外。
2、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基本上是采取人治的方法治理国家，党内缺少崇尚法治的优良传统。邓小平说过：“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也很不完备，也很不重视。”⑾事实如此，虽然我国在1954年就制定了《宪法》，但当时党的领导人对宪法的认识与其说是法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大大超过了它的法律性。宪法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宪法没有被认为是约束国家机关和领导人权力的法律。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毛泽东同志明确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⑿五四宪法后来没有被重视，直至被废弃，连国家主席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这与国家领导人对宪法的观念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⒀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盛行“法律虚无主义”，砸烂公检法，实行群众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观念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的。人类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同样具有惯性定律。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但一些领导干部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仍然出现乱抓人乱捕人的情况。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发布了保障两法实施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制度，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到了80年代初，法制建设虽然有所加强，但没有根本改变。轻视法制的现象仍严重存在，法制建设的软环境仍很差。针对这种现象，中共中央于1986年发出《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重申了党要守法和维护法制的原则。⒁到了200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仍然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并且又一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想当年审理“四人帮”案件时，华国锋同志在国外访问时，就已经宣布我们不会处死“四人帮”的。无独有偶，时至今日，据2005年4月14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社论《不能以造成冤案的方式来纠正冤案》透露，“佘祥林冤案”开庭前，湖北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在京山县当地宾馆举行简单的新闻发布会，称佘祥林案庭审时间为30分钟，将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释放。由法庭之外的部门官员提前一天公开宣布庭审持续时间和庭审结果，那么，法庭开庭又有何意义？这实在令人诧异。可见，我党由于缺少法治历史和经验，必然会使部分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由于我们缺少法治资源，因此，建设法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3、部分领导干部受教育程度不高，接受法律教育更少。当前，我国干部的总体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接受教育的时间大多在十五年以下。据统计，在国家机关中，干部接受教育的时间大致如下：科级干部是12.9年，处级干部是13.8年，厅级干部是14.6年，部级干部是13.2年。⒂至于接受法律教育情况，更不理想。2000年，河北省委党校的一个课题组曾对华北某省34名第厅级干部、59名县处级干部、158名科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50%，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的只有26%，学习过《国家赔偿法》的只占20%，所占比例都在50%以下。调查者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之低令人吃惊。”⒃在这种前提下，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必然是不强的。这也和法治完善的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西方法治为何如此健全，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官员大多数受过较好的法律教育。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对政府官员的法律素质要求很高。早在古希腊时，柏拉图在的《法律篇》中就如此写到：那些“将被任命为最高的官职和众神的首席执行官”，是“法律的仆人或法律的执行官”。“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⒄所以，西方国家任用官员，是很注重一个人的法律素养的。在美国国会两院议员（众议员为435人、参议院为100人）中，1953年众议院议员中律师为249人，参议院议员中律师为59人。1978年众议院议员中律师为213人，参议院议员中律师为64人。均超过50%。⒅在97（1981）、98（1983）、99（1985）、100（1987）、101（1989）届国会中，众议院议院中法律人士分别为59、61、61、62、和63人。⒆另外，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长毕业于法学院。⒇与之相比，我们干部的法律素质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4、权力制约制度尚不完善。制度制约，说到底是法律制约。严密的制度牵制，使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会时时感到法律的约束，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增强法律素质。丰富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培
养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直接前提条件。因为，法治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没有良好、健康的严格依法办事的实践，要培养出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空想。这就有好比没有艰苦训练，是不可能成为运动健将一样。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培养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制度下，会形成良性循环，制度健全，人的法律素质就会提高；而人的法律素质提高，制度就更加健全。而法律制度不健全，人的法律素质就不可能得到良好地训练，反过来，又会影响法律制度的建设，这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同卢梭所说的“好的法制会使人制定出更好的法律，坏的法制则会导致更坏的法律”的情形是一样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建设，还比较粗糙，很不完善。权力运作的暗箱化和不规范化现象，在一些领域还比较严重。这样，就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时，往往觉察不到法律的存在。有的甚至以为法律就是自己治理社会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下。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长此以往，这些领导头脑中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淡薄，有的甚至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关于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从中共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要》中，可以看出。《纲要》中指出：“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又用了两节篇幅，来部署了制度建设问题：“五、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可见，我们制度建设的任务，确实相当繁重。当前不完善的权力运作机制，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影响，负面作用万不可小觑。
四、处理对策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现状，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呢？
（一）解决思想问题，提高认识水平。
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高，和他们对法律的本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错误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最重要的要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首先，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和确保法律至上的地位是高度统一的。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党既要领导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要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中央的权威关系十分重大。（21）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党的意志。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严格依法办事，就是维护了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尊严，也就是维护和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是否严格依法办事的问题，要上升到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是一个要不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领导干部缺少上述认识，就会无视法律，违背法律，是党性严重不强的表现。
其次，严格依法办事，是和实现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共和国的法律，不是剥削阶级社会维护少数统治者利益的欺压人民的法律，而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的。每一部法律、每一个法律规范，都无不反映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严格执行法律，就是极大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而亵渎法律，便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如果玩弄法律，则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忠实于人民的利益；执法违法，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在倡导人本思想的今天，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时候，我们难道可以不依法办事吗？！
第三，严格依法办事，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对于法治社会的定义，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2）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法律体系，但如果这些法律得不到较好地执行，那么，法治社会照样不可能建设起来，党和国家的依法治国纲领就会落空。只有严格地执行法律，才能达到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而执行法律，首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模范带头，是守法的标兵。我国法学家姚建宗说：“社会成员对于守法的道德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存续与成败，而在其中，公权力行使主体或者国家（政府）严格履行守法的道德义务尤其关键。”（23）这一观点，是千正万确的。民主法治，是为人类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好的方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国家在旧社会根本谈不上民主法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又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当代共产党人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重任，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自觉抓好民主法治建设。否则，我们的民主法治将会继续落后于时代，将会造成历史的遗憾。
第四，严格依法办事，是维护稳定的必要条件。现在，对领导干部来说，再来谈稳定的重要性，是多余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保障。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领导，却常常做出一些不利于稳定的事情来。不严格依法办事，就是一种表现。大家知道，任何法律，都是社会关系的体现，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缺失，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秩序的损害，就是社会秩序的破坏。美国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说：“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力之行使的一种限制，因此它同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是敌对的。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况，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24）当今社会，是由严密法律调整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法律得到一体遵循，社会运转便处于正常之中。而法律得不到执行，社会秩序就或多或少受到损害。如果法律荡然无存，那么，社会秩序的大厦也就坍塌。以维护一方社会稳定为重任的各级领导，没有丝毫理由不去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
（二）加强法制教育，丰富法律知识。
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从自我意识的权利方面说，法律必须普遍地为人知晓，然后它才有拘束力。”（25）知法是守法的前提，知法也才能培养法律素质。但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和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法律文化合理科学部分的指导下，进行有意识的培养。事实上，我们党是很重视法律教育的，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至今已是第四个五年普法工作。普法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问题也存在不少。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借口工作繁忙，学习不够到位。另外，对领导干部而言，停留在普法的水平上，是远远不够的。对他们，应当提出区别于群众和一般党员的更高的要求。
最重要的，要通过法律教育，使领导干部懂得法治的真谛所在。 因为，“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限制和制约政府的权力——这是构筑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原理，是现代法治的实质所在。当然也是法制教育的基本着眼点。”（26）如果，我们每个领导干部真正懂得，法治的根本，是吏治，通过约束权力，来避免权力有害的一面，达到正确运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保护权利的目的；那么，我们的法治社会也就建立起来了。
在如今，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仍然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借口，只注重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忽视法律知识的补充，没有自觉地抓好一个地方的民主政治建设，那么，这样的领导干部，是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步伐很不合拍的，是一名根本不称职的领导——无论他把当地经济建设搞得如何的好。
因此，各级党组织都应当有计划地抓好法律教育，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党校阵地，分期分批，进行有一定深度的法律教育。而且，必须做到经常化，不断向各级领导干部灌输先进的法律文化，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
（三）改革司法体制，强化权力制约。
王利明在《司法改革研究》一书中指出：“然而目前的体制并没有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创造良好的环境，外来的各种不正当的干预造成许多不公正的裁判甚至冤假错案，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社会，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避免和减少各种人情和关系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保障法官独立和中立，也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27）的确如此，现行的司法体制，为一些领导干部干扰办案，提供了客观条件。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对某人生活的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28）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力，都由地方党政机关控制。因此，一些领导干部十分容易地用手中权力，超越自己的职权，在不同程度上，左右司法活动，这就十分不利于他们的法律素质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深了法律是统治工具的陈旧观念和法律执行弹性化的错误认识，使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干涉司法的实践，降低了他们的法律素质，而更差的法律素质，使他们更多地去干涉司法活动。蹩脚的司法制度和较差的法律素质，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样，健全的司法制度同较高的法律素质，也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有的同志会认为，社会主义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有大无畏精神，来捍卫法律的尊严，以此来促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这样的观点，是书生味实足的。我们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司法人员的良好素质，来“舍命”护法。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在论述法官和法院的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时这样说过：“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29）所以，用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重的方法，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不现实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们应当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使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控制权，从地方党政领导手中剥离出来，从体制上，来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使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无法插手干扰司法活动，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养法律素养，提供良好的环境。
另外，为了更有效地从制度上确保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我们还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0）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不知被人们引用了多少遍。而我们这里再次提起这句话，目的是要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行使者法律素质低下。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违法行为。所以，为了培养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的运作，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惟有如此，才能培养出一支崇尚法律的领导干部队伍。
（四）完善处分条例，遏制干扰行为。
早在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文中就对全党同志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的统一。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服从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31）《党章》在党员义务中明确规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以上这些，都是每位共产党员必须执行的纪律。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有了这些调整性规范，就必须有相应的制裁性规范。否则，调整性规范的约束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党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较差，干涉司法活动，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但十分遗憾的是，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未将此种情况列为违纪，这十分不利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培养。所以，必须完善《条例》，在“第六章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中，将干涉司法活动的行为列为违纪行为，视情节，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

注释：
①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