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

（2004年4月1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管理，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所称无障碍设施是指为了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及其他行动不便者在居住、出行、工作、休闲娱乐和参加其他社会活动时，能够自主、安全、方便地通行和使用所建设的物质环境。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无障碍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对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设施的组织建设、改造和监督管理工作。规划、建设、市政管理、交通、公安、质量技术监督、旅游、园林、国土房管、商务、金融、邮政、电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管理和监督工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应当依法对城市道路范围内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实施监督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无障碍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工作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对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和管理进行监督，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研究办理并答复。

　　第六条　本市对在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无障碍设施的科学技术研究，鼓励无障碍相关产品的研发应用。

　　第八条　无障碍设施主要包括：

　　（一）坡道、缘石坡道、盲道；

　　（二）无障碍垂直电梯、升降台等升降装置；

　　（三）警示信号、提示音响、指示装置；

　　（四）低位装置、专用停车位、专用观众席、安全扶手；

　　（五）无障碍厕所、厕位；

　　（六）无障碍标志；

　　（七）其他便于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及其他行动不便者使用的设施。

　　第九条　本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内道路、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设计规范》）的要求和本市有关规定建设无障碍设施。本市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有关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和地方标准。建设项目的无障碍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条　建设无障碍设施应当符合安全、可达、可用、便利的基本要求，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人行步道、公共建筑的地面平整、防滑。

　　（二）铺设盲道保持连续，盲道上不得有电线杆、拉线、地下检查井、树木等障碍物，并与周边的公共交通停靠站、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公共建筑的无障碍设施相连接。

　　（三）人行步道、公共建筑的出入口设置缘石坡道或者坡道。

　　（四）公共交通停靠站设置盲文站牌的，盲文站牌的位置、高度、颜色、形式和内容方便视力残疾者使用。

　　（五）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区域或者场所设置服务台、电话的，同时设置低位服务台、低位电话。

　　（六）公共建筑的玻璃门、玻璃墙、楼梯口、电梯口、通道等处，设置警示性标志或者提示性设施。

　　（七）无障碍设施颜色鲜明，与周围环境有明显区别。

　　（八）有无障碍设施的，在显著位置设置符合规范和标准的无障碍标志。

　　第十一　条设计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时，应当按照《设计规范》和本市有关规定设计无障碍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总说明书中应当包括无障碍设施设计内容。

　　第十二　条建设单位编制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施工许可证件。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国家及本市有关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无障碍设施的施工。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在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同时对无障碍设施进行验收。未按规定进行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第十五条　对本条例施行前已经建成的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没有建设无障碍设施或者无障碍设施建设不符合《设计规范》和其他有关规定的，应当按照《设计规范》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改造。

　　第十六条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公安交通、市政管理、商务、旅游、园林、国土房管、金融、邮政、电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编制本市无障碍设施改造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市国家机关的对外办公场所、医院、邮局、银行、空港航站、火车站、公共交通停靠站、公共厕所、公园和规模较大的商业、服务业单位的营业、服务场所等公共建筑、城市道路应当优先进行改造。

　　第十七条市交通、公安交通、市政管理、商务、旅游、园林、国土房管、金融、邮政、电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改造计划组织改造责任人制定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前款所称改造责任人是指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的所有权人；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之间约定改造责任的，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

　　第十八条　改造责任人应当根据实施方案依法组织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改造责任人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市和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被列入改造计划的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的改造责任人未完成改造任务的，该责任人就同一项目申请扩建或者改建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条　无障碍设施的维护管理责任人应当对无障碍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确保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无障碍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责任人应当及时修复。前款所称维护管理责任人是指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城市道路和居住区内道路、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的所有权人；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之间约定维护管理责任的，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

　　第二十一条　本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应当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在运营线路上逐步配置无障碍车辆。本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应当在运营车辆上配备字幕报站和语音报站系统并保持正常使用；已配置的运营标志、标识应当保持醒目，便于识别。

　　第二十二条　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等紧急呼叫系统应当具备文字信息报警、呼叫功能，保障听力、言语残疾者报警和急救需要。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无障碍设施，不得损毁、违法占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对破坏无障碍设施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设计单位未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无障碍设施设计的规范、标准设计无障碍设施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施工单位未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国家及本市有关施工规范、标准，进行无障碍设施施工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对建设的无障碍设施进行验收的或者建设的无障碍设施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损毁、违法占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侵占、挪用或者停止使用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和居住区内的无障碍设施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损毁城市道路范围内无障碍设施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三）在城市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机动车占用无障碍设施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其他违法占用城市道路范围内无障碍设施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依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四）损毁无障碍交通标志和信号设施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4年5月16日起施行。2000年5月1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沉默权制度在中国建立之立法思考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何为沉默权，尽管学术界对其概念表述不一，但所反映的核心内容都是作为被追诉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面对追诉者即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讯问享有的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的权利。
1998年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有关被追诉者的沉默权问题，在我国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掀起了关注与探究的热潮，对于我国是否应确立沉默权制度成为一段时间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
笔者本文从沉默权存在的诉讼价值入手，借鉴西方已有之规定的合理因素，着重论述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模式，以期使舶来之品能适应有中国特色之土壤，适应中国刑事司法之需要。
一、 沉默权制度之价值分析
价值问题一直是人类所关注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的诉讼价值即是价值问题的一部分。当今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以既能准确地惩罚犯罪又能有效地保护人权作为最为理想的追求，二者皆为建立自由、和平的社会而服务，但是时常会发生诉讼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是否承认沉默权，是法律在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中作出的选择。
丹麦诉讼法学家伊娃•史密娃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一方面，社会希望减少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社会公民的最大程度的法律安全，这两者是矛盾的，目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规章必然被犯罪分子滥用。”[1]有冲突就会有选择，法律在牺牲社会利益多一些还是牺牲个人利益多一些的抉择上也是痛苦的
程序正义是法律的生命，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重要特征，程序正义要求法律确立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1、沉默权与保障人格尊严。
任何一个公民都享有人格尊严和自由，享有私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康德曾经说过，人有天生的尊严，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
人格尊严能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承认和保障，取决于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刑事诉讼程序对人性的尊重程度。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基本标志之一，它的确立曾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2]
在中国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减少各种司法专横现象，使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从而促进诉讼制度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2、沉默权与言论自由。
沉默权本质上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公民有说与不说的自由。反映到刑事诉讼中，就是说当事人有陈述和沉默的自由。沉默权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它要求：（1）被告人有权在陈述与沉默之间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2）法律不应当强迫被告人必须进行陈述，而只应当规定被告人有权进行陈述；（3）法律应当禁止一切强迫被告人供述的行为发生，并且在该行为发生之际宣告依该行为取得的证据为非法。
（二）沉默权是实现诉讼价值的需要。
1、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公民未经法定的能够为其辩护所需要之一切权利提供保障的公开的审判程序证明其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3]犯罪嫌疑人面对控方的讯问有陈述与沉默的自由，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2、 沉默权与刑讯逼供的抑制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并不是完全由于我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造成的。但是，不能否认，沉默权的确立，也就是取消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如实陈述”义务，增强了沉默权阻却刑讯逼供的力量。从而扭转了司法部门重“口供”轻“证据”的作法，使其调动资源和人力，着重收集外部证据，抑制了其违背讯问人意志的强迫取证行为，同时也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
二、 对西方国家有关沉默权规定的借鉴
沉默权从观念上来源于英国的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作为一项制度，起源于英国17世纪的约翰•利尔伯恩出版煽动性书刊案，作为辩护理由用来对抗宗教法庭的不人道的审讯方法。从此，沉默权制度逐步确立了其基本形态并为现代刑事诉讼所采纳。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在任何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制止司法机关采取违反宪法此项权利的手段取得有罪供述，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证据规则。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在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强迫作证。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该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对被指控人决定或确定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药、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第128条、第133条分别规定：“预审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能取得。任何时候，当被审查人要求作陈述，预审法官应立即听取。本款所规定的告知，应记入笔录。”“上述预审法官或共和国检察官，应当在告知该人有权拒绝陈述后，讯问该人身份，听取其陈述 ……此项笔录应当注明此人已经被告知该人有权拒绝陈述。”“共和国检察官在告知该人有权拒绝陈述以后，听取其陈述。笔录中应注明已作此告知。”
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先告知被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思进行供述的意旨。”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于每个质问拒绝陈述。”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64条（三）规定：“应当告知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并且即使他不回答提问，诉讼也将继续进行。”
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港澳台的刑事诉讼法律均有这方面的规定。
三、 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充分肯定沉默权制度的价值及确立的必要性的同时，对于在我国现阶段确立沉默权制度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物质装备条件的落后、先进及时的侦查技术的欠缺以及侦查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了侦查资源的匮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如果建立了沉默权制度，那势必为侦查机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运用有限的侦查资源去寻找外部证据，来对付犯罪嫌疑人？首要前提是增加科技投入，发展物证技术，培训出高素质的侦查人员。
笔者主张，我国立法应明确确立沉默权制度，同时还应解决以下二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规定适用沉默权的例外情形，以及上述情形下被追诉人拒不陈述时的法律推定或处罚；二是设置沉默权的保障程序。
1、 案件侦查阶段。
（1）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
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2）缩短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
严格限制侦查机关控制嫌疑人人身的时间，可以减少羁押期间侦讯机关对被羁押人实施强制的可能性，避免侦讯机关通过长期羁押的方法强制被羁押人陈述。
（3）羁押期间，嫌疑人有会见律师的权利。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不仅可以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嫌疑人的精神压力，还可以对嫌疑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让其充分理解程序上的权利以及放弃这些权利的法律后果，使其对于沉默权的放弃或行使真正具有明智和自愿性。
（4）完善讯问嫌疑人的程序。
明确对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特别要保证在押人员饮食、饮水、休息等基本生理需求；禁止夜间讯问，确属需要夜间讯问的，也应当在手续和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对讯问过程予以内部监控，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对讯问过程予以内部监控，如建立讯问监控系统，采用同步录音方式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尽量减少非正式人员实行讯问。[4]
2、 审查起诉阶段。
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程序之一。这一程序，不仅是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手段，而且也是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程序。
在确立了沉默权以后，对讯问嫌疑人程序的性质和功能应予以重新认识。讯问嫌疑人是人民检察院保障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至少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次，以保证其有机会申述辩解意见；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终止讯问。[5]
在此阶段，检察院必须强调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的自愿性，证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否出于自愿，以防止和减少因被追诉人翻供而使诉讼进程受阻。
3、 法庭审理阶段。
沉默权的确立，使法庭审理阶段的程序有所变动。首先，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之后，由审判长告诉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及其他权利，同时给予被告人就被告案件陈述的机会。其次，公诉人可以向被告人发问，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员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再次，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能否澄清，而被告人对此是能够加以说明的，经审判长的许可，可以要求被告人必须回答。如果被告人仍保持沉默，法庭可以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
这样做的结果是，审判程序将进一步趋向对抗化，对口供的依赖将变为对证人证言的依赖，证据规则也必将更加严格化。我国传统的对人证的调查制度与沉默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证人责任十分松弛，尤其对法庭作证，民众普遍有一种畏证心理且缺乏法律义务感。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全面改革现有的证人制度，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以及相应的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偿制度。同时，还须建立必要的口供证据规则，如自白证据排除规则等。关于自白的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已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仅有此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程序规范作保障，以便使该规定落到实处。